张书新：我还有一个问题，您作为中国商学院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最好的商学院院长，经历十几年的发展变化，您一定有很多的酸甜苦辣的东西，您作为院长有什么难题？

　　厉以宁：我主要感觉到商学院办的过程中，第一，社会上不理解。刚开始是摸索阶段，这个阶段不理解，觉得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过去我们有很多的硕士，现在又来这个东西算什么。人家也说就是成人教育，一开始就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不理解。第二，因为北大本科生、MBA、EMBA都是我们的重点，但是，一个教员他适合于讲哪一种，这样对我们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排课。比如说有的教员讲这个课只能给本科生讲，或者只能给MBA讲。第三，我们的教员普遍的实践经验不够。我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正在搞中国企业的建设，但是还是刚刚开始，我们用一些案例是国外的案例，国外的案例对我们有用，但是将来如果没有自己的案例库，国外的案例也要知道，这样的话，也是我们感到的，现在都用哈佛的案例，我们自己的案例还很少，这就需要用历史的过程来看。还有一点，我们的MBA、EMBA毕业班和国外不一样，国外都是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包括私营企业的老板，我们这里有国营企业、外资企业、混合经济，有私营企业的，还有政府官员，副市长、副厅长，不同的人在一个班里，我们的经验比较丰富，交朋友就不一样。所以，有酸甜，辛酸就是不理解，教员力量不够。但是，我们这里教出来的学生，如果将来取得成绩，是我们最大的心愿。EMBA也好MBA也好，当你毕业以后，我们引你为自豪，希望你有成绩出来。

　　张书新：厉老您是中国股份制理论的创始人，但是，据我所知，作为商学院院长的创始人您没有股份，在商学院的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厉以宁：这个我没有想太多这方面的东西。首先，民办的商学院应该是采取股份制的形式，不一定靠捐献，也可以是自己的集资，其中教员是知识产权股。但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是国立大学的商学院，没有股份是很正常的现象。民办的商学院，不但可以股份，还可以有投资的回报。在《民办教育促进法》，我那时候在第九届人大讨论的时候，最早一稿写的是“民办学校的投资人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报”，后来第二稿出来把“回报”删掉改为得到补偿，我后来反映，这不对，这不符合经济学的道理，什么叫补偿，我把你们家的房子占了给补偿，把土地占了给补偿，那是投资怎么叫补偿，大家说厉以宁谈的有道理，所以第三稿又改回来了。这样的话，民办的不仅可以入股，也可以取得回报，这是投资的回报。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但是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是国立大学的商学院。在其他的国家，国立大学的教员作为公务员看待，而中国还没有，但是，我们也算国家干部。民办的可能将来有它的发展前景，因为中国的商学院还是少。真正通过股份制建立从理论上应该有，尽管光华不可能走这条路。光华管理学院还有一条和国外的商学院不同，承担国家任务的，扶贫任务。我现在是贵州省毕节地区（最穷的地方）扶贫实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过去的组长是钱伟长教授，他年纪大了不做了。我到贵州的毕节去了，既然中央让作为毕节地区的实验区的组长，尽自己的力量，除了和组员研究，光华成员承担两个任务，所有的光华的管理学院的教员轮流到毕节地区去讲学，义务教学，去了好几批了，这个是任务，这是光华的任务，没有钱的，我带头先去了，朱善利院长去了，武常歧院长去了，必须去了。第二条，毕节地区的各个县，包括地级市，处级以上的干部轮流到光华学院学习一段，转变头脑，懂市场经济，并且不用出钱，这个钱谁出？我们找赞助的，而且找到天津开发区，天津开发区和我们一起来做，我们出教员，他们提供经费，在光华学习一段以后到天津开发区再实习一段，考察一段回毕节去，转变了思想去干工作，这就赶快了工作，我们做了义务，这个有好处，对教员有好处，懂得中国的贫穷的地区是什么样，别老看上海、深圳、北京，看看贵州最穷的毕节地区是什么样，怎么需要转变观念，使当地能够富裕起来。

　　还有，我们教员在讲课中有了实践以后有了新的案例，讲课内容就充实了。中国扶贫任务是很大的，光华管理学院作为北京大学的学院承担起这个任务来。

　　文继勇老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对毕节扶贫承担的任务，厉老师尽了一定的任务，前不久历老师获得日本福冈颁发的亚洲文化奖把这个奖学金捐给当地的希望小学，是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身体力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