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非

　　拙文《“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在《南方周末》“众议”版刊出后，得到很多读者回应，特别是教师同行给予特别关注，我很感激。文章发表时编辑注明了我的工作单位，方便了读者和我的交流。

　　南京教育行政部门一些同志来征求批评意见，探寻改进工作的良策。南京大学一位读者来信，指出拙文中一处错误，告诉我，南京不是“星期六上午补课”，而是全天补课。山东威海一位记者来电，提供一些地方“教育造假”的事实。江苏的一位教育前辈来电，希望以后不要再称“苏北的‘死揪’”，说苏北一些中学开始注意形象，近年科研颇有成绩；在应试方面，苏南直追苏北，速度极猛。无锡一干部称，在苏南某市，任何一名高三学生都能知道自己每次高考模拟的全市排名，也就是说他能知道自己在三四万人中是第几万几千几百几十名，而这样的信息系统绝对不是一所学校有能力完成的。

　　热心的同行也提供了各地教育统计数据及种种奇特的统计方法，我对这些内幕情况感到惊讶，虽然它在某些部门早就不是秘密。各地同行对教育腐败(特别是令人发指的招生腐败)也忧心忡忡。我会继续就这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其实，有两个基本概念的命名一直很含糊。为了说话方便，大家把目前教育上的不同做法习惯地归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我一直认为这对双方都是过度的恭维。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应试本不应当有太大的矛盾，但是因为有落后的高考制度，才形成当今畸形的教育。对照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国家和地区盛行的应试狂潮、“恶性补习”以及随之而生的学生厌学厌世状态，如果不改革，中国教育有可能出现更困难的局面。

　　有问难者想要我回答高考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质疑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提法，并请问素质教育教学的具体做法。估计这些同行并非一无所知，也就是要抬抬杠而已。拙文仅对南京高考排名风波发表一点看法，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来阐述素质教育的具体目标和做法。但是如果因为拙文没提及应试策略，就被认定是“牺牲学生利益”，那恐怕是逻辑的混乱。我由这类提问想到，即使在教育系统内部，有关方面也应当注意加大“课改”宣传力度，同时要注意通俗化。今夏我在一些课改实验区得知，确有不少教师因不了解课改基本知识而闹出笑话。

　　有些教师忧虑推行课改后，会不会导致学生因不刻苦学习而考不上大学，转而想到“学生不刻苦，以后没有出路”等等。我想，有些问题绝不是靠补课和加大作业量就能解决的。关键是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一个学生，只有热爱学习，把学习当作快乐的事，他的学习才会有价值。

　　早在此前，苏北的一些校长和教师说过，他们根本不愿意“死揪”，因为那样的工作简直没有尊严。每逢评比，有些被评上的教师很难为情：把学生逼得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疲惫不堪，自己反而成了“模范教师”甚或“师德标兵”；在介绍先进事迹时常常很尴尬，因为除了“死揪”，别无其他。有人认为那些应试教育盛行的地区教师很有地位，学生考上大学兴办“谢师宴”，教师能挨家挨户连吃二三十天，并坦然地接受各种礼品及红包，据此认为这就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我不评价论者的追求，但我也听那些教师说过，“谢师”的形式与农民酬谢瓦匠木匠无异，因为自己实实在在就是个教书匠。

　　孔夫子时代没有“死揪”，“东鲁春风吾与点”式的教育教学，令人陶醉；科举时代也没有 “死揪”，那不过是“自揪”；在号称改革开放新时代，如果听到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对大人说“人活了没意思”仍旧无动于衷，我就不知该对那些“死揪派”说什么是好了。也有人说过，前代人在战火灾荒中读书，在动乱浩劫中读书，今天的孩子泡蜜水中，所以读不好，所以要弄点“死揪”给他消受，——我不知道这算是什么心理。那个跳出了“农门”的马加爵挥锤杀人固然可怕，但马加爵类的人物毕竟就那么几个，比之更可怕的是看到青少年人群中那一双双呆滞冷漠的眼睛！

　　坚持素质教育，是不是一定会剥夺学生上大学的权利？加班加点是不是一定能让学生热爱学习？规范办学秩序是不是一定会牺牲学生前途？可以由实践检验。有一个具体问题令人担心，若教育部门屈从社会压力、无视教育法规的改弦更张，就有可能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学校在星期六全天补课，那么，在这一天，教师和学生的人身安全应由学校负责，政府不会承担责任。教育局称：补课由“学生自愿报名，家长同意”。——那么，教师是否也需“自愿报名，学校批准”？物价局将如何制定星期六补课的收费标准？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是否包括星期六补课这天师生的活动？等等。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但是中国毕竟在讲法治，不要等出了问题纠缠不清。三年前，苏北某校一名初三学生星期六中午回家时被汽车撞死，家长与校方对簿公堂，律师才一开口，校方立刻缴械，乖乖赔钱。你不妨猜猜，那律师说了些什么话。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高中开禁周六补课，初中的补课也就顺理成章，小学竟然也搭上了补课的船，而明年此刻，会不会把学生的星期天也填满？真的很难说。说实话，我很担心新一轮课改会失败，因为目前的形势毕竟和20年前不一样了，人的观念已经不是“求实”，而是“求实惠”了。

　　去年秋天去云南山区支教，有一天黄昏，报告结束，一位青年教师在会场外等我。他告诉我，他还要乘两个多小时汽车，再步行20多里地才能回到学校，但是他很想和我说几句话。他说，你报告里说的话我全明白，你的主张和做法都是正确的；可我们乡村中学的评价标准就是高考成绩。我是聘用教师，低人一等，没有背景，在年级当不到第一就会被解聘，所以校长每次都从高二选最差的班交给我带。我累得不得了，心里也痛苦得不得了，我只有拼命逼学生。我知道我落后，可是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失业，一家老小就靠我一个月几百元钱，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的苦恼也许是多数教师不同程度面临的难题，如果鼓动他们不惜个人利益去适应教育教学改革，是不现实的。一年过去了，我时时想起那位青年教师，他的窘境，城市教师(特别是所谓重点中学)一般不会有，可是如果处在比较优越的工作环境中仍旧不肯涉险犯难，见到土疙瘩也硬说是地雷，千方百计地拒绝教育改革，那就对不起成千上万渴望改革的基层教师。

　　(编辑：a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