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人大“停招”风波 第2页:在职研究生“乱像”调查 第3页:《在职研究生相关链接》 第4页:北大学位质量“保卫战”

　　阔别校园四年之后，孙晖再次坐在了北京邮电大学的教室里。孙晖本科毕业后在一家著名外企工作，如今他选择了北京邮电大学电子信息技术专业的在职研究生课程班。就读之前，他详细察看了课程表和课程安排，这才做出了选择。

　　“再不念就落后了，”孙晖说，“现在到处都是研究生，光一个本科文凭竞争力显然不足，除了充电，也为了图个学历。”

　　尽管已经发现这个在职研究生班课程的含金量“与全日制的有差距”，但孙晖还是义无反顾的交了2.4万元，准备在五年的时间里边工作边读书。“只能选择在职的方式，得养活自己。何况现在工作不好找，要是抛开一切去读几年书，以后找出路也比较麻烦。”

　　在上完所有课程后，为了拿到硕士研究生的学位，孙晖还必须通过外语水平全国统考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考。

　　在某银行地方分行任要职的陈林拿到硕士研究生学位则是另外一个故事。几年前他所在的银行贷款给当地一所大学解决了资金瓶颈问题，知恩图报的大学则专门办了一个金融管理硕士班，招收了该银行系统内包括陈林在内的十六七个中高层干部为学员。三年后，这个研究生班圆满毕业，一批金融硕士新鲜出炉。

　　三年期间，和他的同事们一样，陈林只是每月集中上3-4天课，作业、考试都由别人代做，而论文则干脆是组织了一批写手在饭店闭门造车，在校长的亲自照应下，答辩也轻松过关。

　　在单位升职很快的陈林现在又在上另一所大学的在职博士研究生班，不出意外的话，几年之后，他的名片上就能印上“博士”头衔了。有了这一头衔之后，他前面的路更是一片光明。

　　假的真文凭

　　教育部官员证实，在最近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填写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出近60万。也就是说，保守估计，全国有近60万人在使用假文凭。其中，两个著名贪官，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和“河北第一秘”李真，就都持有从市场上购买来的假文凭。胡长清、李真等因此成为笑柄。

　　五十步笑一百步。与这种“真的假文凭”同时为祸社会的，是那些正规大学颁发的“假的真文凭”。而其危害性，更为社会所关注。

　　2004年7月，官方媒体公布一组数据称，全国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一人的文凭有问题。

　　“翻一翻一些领导干部的简历，前两年还是大专，现在摇身一变成研究生了；还有一些企业老板，钱赚得多了，学位也跟着上去了。”有人大代表如是说。这些“官硕”、“商硕”乃至“官博”、“商博”，工作忙碌，时间紧张，都是通过在职进修的方式获得学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斌贤教授发现，当前读在职研究生的，除了一些业内的大学教师外，主要是党政干部。

　　“社会的唯学位论，迫使他们一味追求学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杨建顺教授说，“从能力上说，这些人本来就已经是人才了，在工作中可以充电学习，但没有必要一定拿学位。”

　　政府公务员对文凭的热衷，源于其“回报率”相当可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认为，目前的行政体系对官员没有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价系统，只能简单地依靠学历和文凭来评价干部的能力。于是有人总结说，文凭是“升官的招牌、包装的金箔、敛钱的旁门”。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史秋衡教授也发现，在所有类别科目中，在职研究生乱像呈现集中在经济类和政法学科，“主要是社会强势群体对这些学科的影响。”

　　河北大学学位办主任胡连利告诉本刊记者，河北大学自1993年开始招收在职研究生，当时是全国第一批正式招收在职研究生的学校，目前3000名在职研究生中，以政府公务员和高校老师为主，热门专业是法律、经济、中文和新闻类等。

　　一位在河北某政法单位工作的在职研究生说，自己上研究生课程班就是为了能够拿到一个文凭，“只要有个研究生课程的学习，我就好在单位提职——至少能发个结业证，有个证就行。”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靳希斌教授看来，大学办一个在职研究生课程班，能形成规模经济，这使得一些大学在利益驱动下大量招收在职研究生，“一般来说，至少得6000元左右，收了100个学生就是60万。”而在很多地方，这个价码都在1万到3万元之间，学校的经济收益更为可观。

　　学校的经济利益需求与在职人员文凭渴求一拍即合，使得在职研究生成为学校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据了解，在一些学校，在职研究生动辄数千人，甚至超过了脱产研究生的数量。

　　而有些地方政府，不仅鼓励干部读在职研究生，甚至会对其进行资金资助，以此“培养”领导干部。2004年9月份广州市人事局出台规定，公务员在职学习不仅能享受每年最长12天的学习假，还能获得最高一半学费的经济资助，资助上限为3万元。

　　在这种环境下，公务员追求学历自然更是理直气壮。

　　在职研究生乱像

　　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介绍说，有些为混文凭而来的在职研究生，往往只在课程开班和结业时到学校，平时上课根本不来或者安排秘书听课。这些课程安排往往是10天上完两门课，五、六门课上完就可结业。

　　在一所大学采访时，一位在职研究生坦承，自己上课的时候“听课不认真，其实就算认真听有些东西也听不懂，做课程论文的时候就让别人帮忙。”其它数位在职研究生则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他们的说法是，“混文凭，不光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职研究生的经历更为简单，他自报名上课到结业，总共只花了半年时间。当他为文凭向当地一所大学副校长求助时，这位副校长告诉他，弄文凭，需要时间，还有银子。在这名副校长的帮助下，他交了1.6万元的学费，写了篇论文，就顺利从研究生课程班结业了。其间的一些考试，全部由校方找人代考安排妥当了。据说，这个研究生课程班学费原本要2万元，但给他打了折扣。

　　对于这样出炉的在职研究生，社会上怨言颇多。在近年来的两会上，这种“注水文凭”已经成为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早在2002年的两会上，湖南省科技厅副厅长乐寿长委员就曾带头提交提案，呼吁刹住“官员文凭腐败”。而纵观近年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议案，类似的呼声不绝于耳。“这种货真价实的‘真文凭’比那些假文凭更可恨。它不仅玷污了神圣的学府，侵蚀了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景仰，而且助长了腐败、浮夸之风。”乐寿长说。

　　在乐寿长看来，“学位管理不严，干部任用唯文凭论，学校眼光短浅”，导致了‘文凭腐败’的产生。而张斌贤教授则认为，高校既给那些在职研究生颁发文凭，又同时负起监督质量的责任，显然容易滋生腐败。他呼吁说，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民间机构对各高校的文凭质量做出认证。

　　面对党政官员混文凭现象，有的大学随波逐流，有的则是无奈。河北大学学位办副主任王文利分析说，在报考在职研究生的人员中，有的确实是为了提高自己专业水平，而抱着混文凭目的而来的更是大有人在，“但是由于他们也符合招收资格，所以没法将他们拒之门外。”

　　封杀令和社会需求的矛盾

　　在社会对注水文凭的讨伐声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分别在去年和今年对在职博士发出了封杀令。这被认为是大学为保护品牌声誉所作的无奈之举，在引来叫好声的同时也引发了教育界的忧虑。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蔡克勇教授认为，一些学校为自身声誉，在没有办法保证在职博士生质量的情况下，暂时不招在职博士有其合理性。

　　蔡教授同时表示，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人才规格必须多样化，不仅培养人才的途径多样化，而且生源来源也应该多样化。“在职博士是一个培养途径，而且今后将会越来越多。”蔡教授与郝克明先生在1980年代中后期共同主持了应用型学科人才培养途径的调研，这项成果直接推动了中国在职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斌贤教授说，尽管各高校有权决定招不招在职研究生，但“开放的大学没有权力限制公民正当的求学要求”，他表示，“多少时间在校学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培养过程和准入门槛进行改革，确保质量。”

　　史秋衡教授则分析说，在当前终身教育型社会，高层次在职学习的需求十分旺盛，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有其合理性和市场需求，中国的大学对此不能简单的“关门”，“擅用行政权力一刀切，还是重堵而不重导，充其量只是治标。”而且，这会导致民间教育费用大量外流。

　　自1999年研究生扩招以来，中国的研究生人数飞速增长。短短四年的时间，招收的研究生的数量就从1999年的9.22万人飞速增加到2004年的33万，年增长率都在30%左右。

　　即使如此，依旧满足不了社会迸发出来的对学历、学位的巨大需求。据教育部的统计，2004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达到94.5万人，其中在职报考的人，占了其中50%以上。虽然考研人数增幅放缓，但绝对人数依旧在不断上涨。

　　如此庞大的需求，当这种脱产的研究生招生无法满足时，迫使部分渴求文凭的人士把目光投向了其他领域。

　　在此情况下，各级党校文凭也一度成为抢手货。6月间媒体就曾披露了海南省党校违法违规向乡镇县市县各级政府官员“批发”文凭的丑闻。知情人士说，类似的现象几乎和在职研究生热同时出现，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而据蔡克勇教授介绍，由于党校是官员培训系统，与正规的高校教育或职业培训都不相同，比如国家司法考试就不承认党校系统的文凭。但在行政体系，党校文凭同样可以发挥作用。

　　游戏规则亟需重定

　　“在职的专业硕士，只需读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和读三年的脱产硕士一样考博。这对脱产硕士来说太不公平了。”史秋衡教授说。在他看来，对在职研究生和脱产的研究生，应该有完全不一样的规则。

　　史秋衡教授介绍说，国外的在职研究生兼职读书，是求学者个人的行为，目的是促进个人生涯发展；其学时往往比脱产学生学时要长，甚至是后者的两倍，“国内的在职研究生教育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张斌贤教授认为，在职研究生的培养过程需要改革，“不能只通过论文关”，其次，要抬高准入的门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在职研究生课程班的热潮已经有所回落。业内人士透露，1996年到2000年是在职研究生课程班比较热的时候，而从2000年以来报考人数在逐年下降。如河北大学，过去在职研究生的每年的招生人数在600人左右，而现在在职研究生每年的招生人数也就是300多人。

　　因为“该上的都上的差不多了”，河北大学学位办的负责人分析原因说。

　　而另一种普遍观点认为，是在职研究生的质量问题和信任危机日益凸现，直接影响了社会对其文凭的热衷。

　　教育部有关人士分析说，在职研究生的培养机制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职研究生一般只有结业证，只有不超过10%的人能通过外语水平全国统考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考两门考试拿到学位；而即使他们获得学位后还是拿不到学历。而学历在当前中国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专家表示，如果制度上不加以改革，已经呈现颓势的在职研究生课程班，可能会在体制障碍和舆论打压的双重打击下一蹶不振，进而走向没落。

　　本刊记者试图就当前在职研究生的培养制度采访教育部，但最终被拒绝。一名教育部官员在电话里向记者透露，“教育部的态度是，不鼓励人们去读在职研究生。”显然，尽管对在职研究生中存在的流弊有切肤之痛，但教育部目前还未能找到更好的矫正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