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VS金钱：人生的平衡点在哪里？

　　■蔡秉文（男，29岁，私营企业主）

　　我是2001年辞职下海的，媳妇家里给了笔钱，自己凑了笔钱，就开了两家店，一家在北苑我家附近，一家在中关村，主要经营电脑器材。两家店共雇了十来人，一月啥事不干，还不算员工工资，光交房租、水电费就得好几万，所以我的压力挺大的，每天起早贪黑两边跑。至于健康问题嘛，我是想到了，顾不上。

　　怎么说呢？我平均每天大致是这样过来的：早晨8点半左右起床，因为媳妇是中学老师，不到7点就得赶到学校盯班里早自习。所以我的早饭问题基本是自理，既然自理嘛，还不如多睡一会儿，反正这么多年也没吃早饭的习惯。上午一路紧赶慢赶来到店里，料理这安排那，基本上连喝水的功夫也没有，一晃就到了12点。这才觉得肚子饿得厉害，一般叫盒快餐也就打发了。店里还常备了一箱方便面，以作不时之需。中午有时挺困，可是没工夫歇，我是老板嘛，操心的事自然多。下午还得出去见客户，满城转悠。晚饭基本上不能回家和媳妇吃，各自打发了事。晚上我一般陪客户和朋友在外面，大家吃吃饭、聊聊天，有时去唱唱歌，有时找地方打打麻将，通常要到12点以后才能回家。回到家里，顾不得和媳妇说话，倒头就睡。我老婆骂我像头死猪……哈哈！

　　商场如战场，自己开店，小本经营，根本赔不起，所以每天都是小心翼翼，掐着指头算账。说实话，我这几年钱没怎么赚，身体确实给淘得差不多了。老觉得累，睡不醒，也没去检查，不知道血压、胆固醇什么的高不高。有一次把我吓坏了，晚上11点和几个朋友打完麻将出来，一起去喝冰啤酒，才喝两瓶我就扛不住了。平常五瓶的量，那天也不知怎的，一喝下去就犯晕，眼冒金星，满身虚汗，手脚发麻，赶紧回家。第二天睡了一天才缓过来，我没吃药，也没去医院，早晚我得去查一查。

　　■夏映（男，27岁，电脑程序员）

　　我的工作就是坐在电脑前编程序，上网玩游戏，在QQ、MSN里和朋友们狂聊，每天除了睡觉外，我基本上都在电脑前猫着。这工作日里晒不着，雨天淋不着，挺安稳也挺滋润，我挺满意的。我的生活按部就班，本人不嗜烟酒，也无其他不良习惯，我就想逮住幸福不撒手，早点要个孩子。

　　但我要了两年也没要上。开始以为是妻子身体不好，去医院查了，没事。后来我去查，结果发现了问题。电脑的辐射，以及平时老别在腰间的手机的辐射，它们一起破坏了我的身体健康。

　　我现在很矛盾，辞不辞工作，是一个问题。

　　■杨媛媛（女，27岁，中学教师）

　　我已经在中学干了四年，从初中教到高中，还当班主任，虽说工作上没得说，但自个儿身体亏了，却是事实。

　　通常情况下，我每天早晨6点从家里出来，骑车40分钟赶到单位，打好早饭搁在办公室里，就去班里盯早自习，然后才能吃东西。上午有课上课，没课也得时不时到班里盯着。现在的孩子特别淘，老师一会儿不在，教室里就闹翻了天。中午本来想休息一会儿，老有学生来问问题，有时你午饭还没吃两口，他们已在一边等着你。下午依旧是这样，下课后还要统一补课，你没课也不能离开学校，得一直盯着他们打扫完清洁卫生，不挨到7点钟你根本离不开学校。要知道，我每周还要上14节课，这是学校统一安排的，而课时通常是不够的，你还得再加课，才能完成教学。上学期我实际上是一周24课时，平均算下来，一天五节啊！俗话说，日出千言，不损自伤，我每天其实都是在透支自己的青春，难道就为了学校一月那2000块钱？

　　当老师其实是个蛮辛苦的职业，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教起来格外费精力。有时也想偷懒，可看见组里其他老师同样辛苦卖命，有人病了都不去医院，自己处在那样一个职业环境里，也不能做得出位。于是大家就全跟较劲似的，比谁来得早，走得晚，拿学校当家，拿家当旅馆。现在，我特别想换一个工作，不想熬夜备教案，不想吃粉笔灰，不想早晨挣扎着醒来枕边掉了那么多的头发……我只想对自己和家庭好好地负一次责。

　　■张千羽（男，28岁，报社记者）

　　我觉得25岁是一个坎：25岁以前，特别能熬夜，特别能写作，一周五天，每天给江湖上的朋友们一篇千字文，那时候简直像头小公牛——涉世之初，一个年轻人如此地渴望通过这样一种吃苦方式来证明自己！25岁以后，忽然觉得有一天自己被淘空了，像一块拧干了水的海绵，看见电脑和键盘就想呕吐——真的，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写专栏会将人逼疯，为什么路遥、王小波们写到中年就把自己的命耗尽了！

　　于是不敢再那么拼命、再那么熬夜、再那么抹不开朋友约稿的面子了。于是老实多了，只想编好自己的版面，有空读读书，没事看看蚂蚁上树、云卷云舒什么的。可是问题接着出现了：由于长期的伏案工作，肩肘坏了，遇上阴雨天就酸痛；一双招子废了，看人看东西老看不准；肚子大了，心不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一不留神成了“三高人士”！

　　做编辑、记者的，其实吃的也是青春饭，眼看奔三张，自己还没着没落，挺没劲的。于是想起“人过三十天过午”，想起意大利疯子马里内蒂先生当年关于“未来主义”的宣言：“我们当中最年长者30岁了，然而我们已经浪费了财富——力量、爱情、勇气、智慧和雄心壮志等许多宝贵的东西。我们发狂似的匆匆把它们撒出去，不论多少，毫不犹豫，一鼓作气，从不间歇……你们瞧瞧我们！我们还没有结婚！”关于未来，兄弟我只有苦笑的份儿。

　　■姚敏（女，27岁，和利时恒业财务主管）

　　可能因为我是做财务工作的吧，成天坐着,不知什么时候就得上了腰椎病、颈椎病。

　　前些日子，公司组织我们在中关村高企协健康服务中心检查身体——我和不少同事都检查出了问题。这个检查的结果促使我关注健康了。

　　我家离华清嘉园不远，华清嘉园里有个健身俱乐部，我在那儿办了季卡，一个季度200块钱，可以打乒乓球、可以到健身房健身、可以去游泳，这张卡能用20次，算下来，游泳一次只花10块钱，我还是能承担得起的。

　　这几天，我把孩子从他奶奶家接回来了，孩子3岁，还太小，得有人照顾，我去游泳的时间就少了。不过我想好了，就是下一次，我带着孩子一起去游泳。

　　健康太重要了，不是吗？报纸上常有这样的事儿：40岁的人，30岁的人，就由于身体的原因，丧失了工作的能力，甚至是丧失了生命。

　　■叶腾飞（男，36岁，中远欣隆商贸公司总经理）

　　可能是见得多了，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常因健康的原因而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比较关注健康，现在看来，自己的身体还不错。

　　我是做厨具方面的进出口贸易的，所以对执行卫生的标准、对健康的要求比起其他行业来更严格。我们七八十位员工，每年组织一次体检——这种检查是有效的，它能提醒每一个人注重自己的健康。

　　近年来，欧美的一些国家流行自然疗法——以所谓回归自然的体育项目锻炼身体，比如，在郊外，打一场球，一场下来，得跑7000米、8000米，对自己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我就有这方面的体会。这项运动增强了我的体质。给你举个例子，去年秋天，我病了，找了位中医，两三服中药就治好了我的病，医生说，是因为我的体质好的原因，换了别人，恐怕是要吃上六七服的。

　　■曹裕宏（男，34岁，网络公司董事长）

　　有十多亿财产的人算富翁吗？算吧。可是他得了癌症，熟悉他的人说他是累的，累得得了癌症，就在前几天，他死了。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今年才40多岁，奋斗了20年，占有了财富，却没等到花呢，就驾鹤西去了。

　　我5岁上学，16岁考上北大，然后去美国留学，28岁时，我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医学博士，一个是计算机方面的博士。然后开始创业。一开始创业总会遇到许多艰难困苦，我也不例外，可是每一关我都过闯来了，为什么？因为我有强健的大脑和强健的体魄。

　　你也知道，我在美国硅谷有一家公司，在北京上地有一家公司。每个月，我几乎是北京待上15天，硅谷待上15天，处理大量需要我处理的工作。可是，我没有被累倒，为什么？因为我关注健康。

　　还是在我上北大之前，我就热爱武术。上北大时，我又遇上了我的师父——我的武功都是他教的，我的师父告诉我，武术不只是用来防身，它更重要的是强健体魄。从那时起，我就从未间断过这种“操练”。我的身体很好，干起工作来，20岁的小伙子都不及我。员工们问我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我练了一套少林拳——员工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在我们公司里掀起了不小的学习武术的热潮，尽管，他们中没有几个人像那么回事儿。不是吗？习武是有助于增强体魄的。

　　据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有75%的中关村人处于亚健康状态，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3.34岁。

　　中关村科技园区是首都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人才的密集地，园区内工作紧张、脑力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人员相对较多，亚健康和非健康状态十分普遍。(高晓春 张杰)

　　用青春和健康赌明天？

　　文/王立平（中关村管委会人力资源处处长）

　　中关村集中着一批高学历、高智商、进行着高密度脑力劳动的科技人员。按照摩尔定律，每隔18～24个月就会有更新、更先进的电脑芯片诞生——这意味着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毕业生就已经面临着知识的更新换代。既要工作又要更新知识还要研发和创新，因此中关村人的工作强度和密度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中关村人绝不同于北京其他地区，比如CBD的“白领”“小资”们，中关村人不懂得娱乐、没工夫谈夜生活——中关村人的夜生活不是坐在电脑前编写软件，就是行色匆匆地走在加班、回家或者参加各种培训班的路上。

　　由于面对的竞争对手是强大的国外电子、高科技企业，所以中关村企业的生存压力非常之大。每年中关村都有上百家新企业诞生，同时也有几百家企业因在竞争中失利而销声匿迹。企业的高淘汰率直接导致了就业者的高淘汰率(以某知名语言培训学校为例，从去年10月到今年5月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里，整个企业的员工变动了50%)，在中关村讨生活的人头顶上的危机感永远是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块巨石。

　　要么在竞争中生存，要么在懈怠中毁灭，摆在中关村人面前的只有这两种选择。于是，“用青春和健康赌明天”成了所有中关村人生活的写照。每天工作十小时，每周工作七天，这只是中关村中层管理者的平均工作时间。这种工作强度，加上就医难、看病难等社会现状，使得中关村人尽管天天喊累、日日叫苦，但没人把身体当回事，没人把健康真正当回事儿。所以，中关村人的健康问题非常突出，而且是群体性的。

　　是的，“过劳死”是源自日本的一种现代病，但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及区内各个企业的发展扩大，中关村就业人口的增加，健康问题日益凸现出来，成了关系到中关村能否良性发展的重要问题。我们不愿意看到日本70年代早期“过劳死”的悲剧在中关村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