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华民族，屹立东亚五千余年，虽历经危难，履遭变乱，终能拨乱返治，而绵延不绝。最主要原因，在历代圣贤不断奉献其智能与心力，创造完善的管理哲学。

　　中华文化首重德性，然而我们并不用知识的态度来讲，给它下一个定义，或者构成一个概念。中国人从实践上来关心自己的生命，因而也以实践的态度来讲求德性。古代部落社会，一个氏族的领袖领导一个集团，他个人的决策足以影响团体的行动，万一措施不当，这个团体势必瓦解。所以中国哲学，很早就产生天命的问题。“天命靡常”(天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不一定的)的表现，使我们深信天命所归，只属于有德的领袖。无德之君，天不但不帮助他，而且要讨伐他。天命的归或不归，完全决定于君主的修德与否？这种重人修德的智能，孕育出以人性为基础、以人道为内涵的中国管理哲学，成为为我们几千年来实践的准绳。

　　我国先哲，从实践中体认“管理之道”，并且正名为“大学”。鲁哀公曾问：“人道孰为大？”孔子答以“政为大。”论语的最高理想，亦在“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广施恩惠给人民，而且能够利益大众)。大学最终目的为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中山先生说它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从管理的取向来看，正好是“我们管理哲学的智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更应该加以发扬光大的。

　　中国管理哲学，汉朝陆贾说得十分清楚，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我们以往解说“大学”、“中庸”，多半侧重其“德性”的一面；现在让我们从“管理”的一面，来加以探讨，便不难发现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兹分别说明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