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虽然主张“性善”，却也认为人性是可塑的，会随着环境而变化。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所以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类本来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是内在的，自己努力去求，就能够发扬光大；自己不努力，等于舍弃原有的东西，也就逐渐丧失。他显然是重视“自力”的，却进一步把“父子”和“君臣”的感应加以适当的区分。滕文公上篇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尽心下篇则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明示君臣间的感应关系不同于父子，前者主“敬”，后者主“恩”。公孙丑下篇记载：“景子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君臣主敬”是景子语，系当时通行的说法，孟子不予否定，可见也是颇有同感。

　　君臣之间应该互敬，万篇下章说：“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孟子把这种上司与部属的感应，归纳为四个定律，兹说明如下：

　　1.出尔反尔律。孟子在梁惠王篇鲁哄章，答复邹穆公所问：“我的将士在前方作战死的,有三十三人之多，而百姓没有一个为国家效死的。如要杀他们罢，是不能杀尽，如不杀罢，他们都眼睁睁看长官战死而不肯救，这该怎么办”时，说道：“平时凶荒饥馑的年岁，老弱的倒毙在田沟间和山涧中，强壮的流离颠沛在四方，总共有几千人了。但是君王的仓廪盈满，府库充实，官吏们没有把灾情向上呈报，设法救济，这是对上疏忽责任，对下残害百姓。所以曾子说：“警惕啊！警惕啊！现在你们做的恶事，将来一定还报在你们身上。”那些百姓，现在才算得到机会来报复，不要去责怪他们吧！如果能够施行仁政，那些百姓必会自动亲近君上，拼命的替长官效忠了！”曾子的话，原本是：“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旨在提醒我们：“你如何待人，人亦将如何待你”。这和孔子一贯主张“欲正他人，必先自正”的道理，完全是一样的。

　　2.施报对等律。孟子向齐宣王说：“人君看待臣子如同手足，臣子就把人君看待像腹心；人君看待臣子如同犬马，臣子就把人君看待像路人；人君看待臣子如同土芥，臣子就把人君看待像敌人。”手足必然听命于腹心，上司视部属如同左右手，部属当然视上司为腹心而澈底服从。犬马系看门、拉车的工具，上司把部属当作利用的器具，随时可以更换或拋弃，部属也就视上司为陌生路人，彼此既缺乏深厚的感情，那么随时可以跳槽他去。土芥指如土如草的贱物，上司根本看不起部属，常常手里拿着一大迭履历表，口里说些“要做就好好做，不做的话，有的是人想着要做”这一类趾高气扬的话，部属受尽侮辱，难免视上司如仇人，有实施暴力、逞凶狠，便是因此而起。中国人的报复心理相当强烈，所谓“君子报仇，三年未晚”。大多认为有恩报恩、有怨报怨，乃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非常不赞成战国时代魏国范雎那种“睚眦必报”的态度，凡是曾经对他张目忤视一下，也不肯放过，务必有所报复。而且我们十分重视孟子所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的道理，甲杀了乙的父亲，乙也必定想尽办法，要杀甲的父亲，不杀甲亲爱较次于父的他人，这种“报复的份量”等于“遭受的份量”即是“施报对等”的“等量定律”。

　　3.居上先施律。孟子把部属的人格分成四级，他说：“有一种侍奉国君(上司)的人，用逢迎谄媚的方法，极力取国君(上司)的宠悦。有一种社稷的臣子(部属)，是以安定国家为快乐的。有一种求尽天理的人，只要知道自己的理想能够施行，便出来奉侍国君(上司)实行他的道。还有一种人格高上的大人，先端正一己的身心，来化成万事万物。”专门巴结上司的“容悦部属”是最低级的。不制造问题、乱出主意的“安定部属”，为第三级。能够实行理想的“辅佐部属”。已经相当了不起，却还赶不上第一级不为利害所动而又盛德足以化成万事万物的“资政部属”。他不但看不起主动讨好上司的容悦行为，指出“国君(上司)心不向着道义，志不在施行仁政，做臣子(部属)的，如果为他设法求富足，就等于帮夏桀求富足，非但不是良臣，而是民贼了”！他又进一步说明进退的道理：“上司接待部属，非常恭敬而有礼，并且要照他所说的话去做，即可就职；礼节招待没有改变，却不能照着他的话去做，便可以去职。次一等的，上司虽然没有照着他的话去做，但是接待得非常恭敬而有礼，即可就职；礼节减退，就可以去职。再下一等的，早上没得吃，晚上没得吃，饥饿得连门户都走不出去；上司知道了说：“我在大处不能实行他的理想，其次不能听他的话，让他挨饿，实在是我的耻辱。”于是周济他，这样也可以接受，祇求免于一死罢了”。陈大齐先生认为孟子的这些主张，都是对上司的遏制，使其养成“礼下”的习惯，因为不能礼下而握有莫敢违逆的权势，则上司可以随便侮辱部属，根本谈不上“修己安人”。孟子鼓励部属对上司“不要顺”(绝非“要不顺”，陈氏说“要不顺”乃是以不顺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反应，不论何事，均存心违逆，这是要不得的，任何上司都不敢用。“不要顺”则是不要以顺为主要的乃至唯一的反应，虽偏于不顺，却非必不顺)，正是“寓政道于治道”的一种“制衡”的力量，务使有权有势的管理者时常怀着仁心，率先去珍惜、关怀部属，然后部属才会“回仁”，表现出良好的反应。

　　4.强恕而行律。孟子主张人治、法治应该并重，因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他认为祇有存仁心的人，才应该居高位，否则就是“播其恶于众”，大家都要受到祸害。依据孔子的观点，摆在管理者的面前，只有“仁”和“不仁”这两条路。孟子引证说：“夏商周三代得天下，是由于有仁德，后来桀纣幽厉天下，是由于没有仁德。诸侯各国的兴废存亡，原因也是如此。做天子的不仁，就不能保有天下；做诸侯的不仁，就不能保有国土；做卿大夫的不仁，就不能保有祖庙；士人和百姓如果不仁，便不能保有自身。现在的诸侯，既厌恶身死，又恐怕国亡，却喜欢做不仁的事，真像怕喝醉酒，又要勉强喝酒一样。”管理者为什么要“恶醉而强酒”呢？孟子说：“古代贤明的上司，喜欢他人的善，忘却自己的权势；古代贤德的部属，又何尝不是乐于自己所信守的道，而忘却他人的权势。”管理者忘不掉自己的权势，偏偏部属也以趋炎附势为能事，造成“所谓忠不忠，所谓贤不贤”的不良组织气候，并不是良好的感应。但是要求管理者忘却自己的权势，实在不是简单易行的事，所以孟子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管理者必须时常反省，警惕自己要勉强去实行上述三律，“反身而诚，乐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