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子的感应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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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10/21 13:53 新浪教育 | |
程子说︰“有感必有应。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所感复为应,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观之可也。”他肯定“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应而已,更有甚事?” 事实上,宋、明理学家大抵都说过类似的话。例如周濂溪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他把太极当做宇宙万物的本质,太极生阴阳, 张载说︰“上天之载,有感必通,圣人之为,得为而为之也。”他立一个太和,为最高无上的宇宙根源,生出理以及神与气,由气的凝聚而生出万物,由神的清通而开发人知。所以说圣人必须顺乎天理,当为而为。 邵雍也说︰“暑变物之性,寒变物之情,昼变物之形,夜变物之体,性情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尽之矣。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寒暑昼夜,原本是天时的自然变化,而动植万物的性情形体,却因而有不同的感应;风雨露雷,也不过是气象的自然变化,而动植万物却因而飞走草木,亦即有其互异的感应。 朱子对感应的道理,亦有所说明。他说︰“凡在天地间,无非感应之理,造化与人事皆是。如雨便感得旸来,旸已是应,又感雨来。寒暑昼夜,无非此理。如父慈则感得子孝,子孝则感得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世界上万事万物,不过是感应的循环。他说:“阴阳之变化,万物之生成,情伪之相通,事为之终始,一为感,则一为应,循环相代,所以不已也。” 上司的珍惜与关怀,感得部属的忠诚而肯干,部属的忠诚而肯干,又感得上司更加珍惜与关怀,这就是良性的感应循环。 朱子宣导理气二元论,认为宇宙之内,有理有气。理是无形无影的形而上者;气及其聚合而成的物,则是有情有状的形而下者。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理与气对立,却不互相抵拒,或各自分离;彼此还是有密切关系,常相依附而互立。朱子说︰“所谓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多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也。若在理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理而已,未尝有是物也。” 理是究竟根本,气是其次。宇宙在未有气之先,实已有理。世界上未有任何事物之前,其理已先存有。因为“有此理后,方有此气,既有此气,然后此理有安顿处”,所以“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 朱子肯定“未有这事,先有这理”。他举例说︰“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未有感应,已先有感应之理。 然而“感应的理”如何下贯于人?朱子首先建立“理”与“性”的关系,他说:“其流行者即天道(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人得之者为性。”“性者,人所受之天理”。“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既然“性者,人所受之天理”,而且“性是就人物上说”,因其受之天理,才成其为性,所以“性只是理”或“性即理”,“性”成为天理与人物间的第一个交流点。 性与理建立关系后,仍然停留在抽象的“体”的意义,朱子所举性中所含的仁义礼智,也是在未发状态。因此第二步就要在“体”之外,再发展出“用”的观念。朱子认定“理便在心之中,包蓄不住,随事而发”,“心以性为体,心将性做馅子模样,盖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会之地”,可见代表“用”的观念即是“心”。作为人类主宰的是理是性,但使这个主宰发挥具体功能的,却是心。 朱子认为理与心是理一而分殊,所以“人心皆自有许多道理”。他说“心,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理笼罩宇宙万有,乃是理一;心要对应万事, 而一事有一事之理,必须具众理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不再是一,而是分殊的多。 心有善恶,不能保证在应万事上,都能事事如理。心的感应,有的如理,有的并不如理。如理的为善,不如理的便是恶。善恶的区分,关键在“应”上。朱子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恶由何起”的问题,发现不良的感应,可能有下述六种原因: 1.由于不能善而偏于一边。朱子说:“恶不可谓从善中直下来,只是不能善则偏于一边为恶。”恶不可能来自天理,它是由于人一时不能为善,造成某一方面的偏失,才产生不正当的感应。 2.由汨于私欲。人无私欲,必能顺天理,而理无不善;人一旦汨于私欲,便陷溺其心,发而不中节,很容易表现为恶的反应。 3.由于逆理而行。理是人类行为的准则,顺之而行则为善,逆之而行便为恶。因为道理有背有面,顺之则是,背之则非。是非善恶的分辨,不能单靠良知,需要一番穷理的工夫。 4.由于胸中无主。胸中之主便是天理,无主的“无”,并非“没有”,而是暂时隐没,不发生作用。这时候就容易被情绪或欲念所牵引,产生不良的应感。 5.由于善得过分。多少上司因爱其部属而姑息,以致姑息养奸,反而造成部属的许多恶习恶行。而早在此之前,若干家庭内,父母姑息了子女,使其不辨是非、不明善恶,也是善得过分,导致负面的影响。现在社会上有许多自以为正义之士,目睹恶人暴行而生羞恶因而大力主张不择手段去消灭恶人和暴行,结果流于残忍而不自知,也是一种不自觉的行善而过。我国法律,发扬“微罪不举”的精神,确实有至理在。 6.由于气质。朱子说:“人性本善而已,才堕入气质中,便熏染得不好了。虽熏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旧在此,全在学者着力。今人却言有本性,又有气之性,此大害理。”气质之恶,是来自后天的不良环境和教养。气质不好的人,容易产生不正当的反应。 这些良好感应的障碍,朱子认为是由于“烛理未明”,因而“无所准则”所致。他主张以穷理为先,而以诚敬为本。穷理是以精密繁细的经验推理,按部就班去明理,了解每一件事所本的理,然后心之所发,才能切实把握准则,正正当当地“应万事”。但是朱子深知一味穷理,很容易流于求知,有时竟忘掉了力行的价值。他认为“诚能主敬”才是“立其本”,使“穷理的功夫”,配合“主敬的功夫”,由智达德,开辟出一条人人可走的坦途。 王阳明所采取的方法,虽然和朱子有所不同。不过在感应方面的看法,却大抵相同。“传习录”中便曾说过:“问: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 宋、明理学家共同认为感应原本是宇宙活动的两种力量,牛顿(Newton)万有引力中有Action与Reaction。Action略近于感,Reaction则近似应。应由感生,感由应而托出。没有感固然没有应,没有应也绝看不见感。宇宙间有了这种感应力互相摩荡,才形成万事万物。 由宇宙的感应,而导致心的感应。心既能感应,则外界有所感于心,心必有所应。有了这种感应心做基础,理学家才宣导以完全人格感化人民为善,不是刑法迫促人民为善。他们主张治理天下,不必徒用刑法去管理人民,只要先把为政者个人的人格修养完善,用自己高尚人格,去做人民的模范,叫人民都仿效自己的行动。这种以修己(个人修养)为基础的管理思想,自大学首创之后,宋、明理学家大力宣扬,孙中山先生也肯定它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 管理扮演“服务人”的角色,便是主动施仁于部属,此为感。部属表现为良好的“感应人”,也是施仁于上司,即为应。管理者以仁来获得部属的心,便是良好的感应。我们相信,无论时代如何改变,社会如何变迁,这种感应的理,永不改变。施仁的感应力甚大,不但能使组织内的成员心悦诚服,亦能招致组织以外的人才,闻风而来。中国人喜欢说“仁者无敌”,即是出自真诚的服务,不会招致任何反对者,其影响的力量很大,而影响的范围也很广。 我们不妨问一问那些不相信“感应力量”的人:“假使主管对你好,你会不会对他好?”他们的答案大概是百分之百的:“当然会!”可见他并不否定自己是一个良好的感应人。 但是,当我们问他:“如果你对别人好,别人会不会也同样的对你好?”答案可能有很大的出入,因为有许多人对别人缺乏信心,认为“不一定”!我们看看前面所述朱子列举的感应障碍之中,有一条是“由于善得过分”,我们对社会上少数人居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表现出良好的感应,便心生厌恶,否定了大多数人的良性感应,是不是也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行善而过呢? 现代化的中国式管理,可以经由适当的计画、组织、领导、控制、训练等活动,在充分协调的气氛当中,好好去“感”,以求获得合理的“应”。管理者一本诚敬,以“格物、致知”为一个阶段,“诚意、正心、修身”为一个阶段,“安人”为一个阶段,按部就班,修己以安人,则“上司仁,部属莫不仁;上司义,部属莫不义”,组织的“安”或“不安”,完全系乎主持者的“仁”或“不仁”而已。 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管理者如道果知本末终始,先修治好自己的心,然后以心比心,用自己的良心来感应成员的良心,那就是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的良性感应境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