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之所以称为中国，便是因为中道或中庸之道是我国的立国精神，也是我国人民思想行为的准则。凡事追求合理的国家，当然有资格称为中国。

　　中国哲学的根源是易经，易象所表现的“中”的观念，已经透露了以“中”为“吉”的原则。八卦为三画卦，从八卦初象上言， 象水、 象火，便是取动象居中的意思。到了重八卦为六十四卦以后，二、五爻称“中”，亦即承继八卦既有的观念。而爻辞通例，二、五两爻大半皆吉。吉卦中的二、五两爻，固然尤吉；凶卦中的二、五两爻亦照例较好。这种重视二、五两爻的态度，形成与“变化”观念相配合的“居中”观念，使中国人相信人生与宇宙历程中，各种状态如何变易不息？均有其“变中不变”的“中”在，因而视“中”为正为吉。

　　“中”的观念，早在尧舜时代，便已深入中国人的心中，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论语尧曰篇，记载尧让位于舜时的命辞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尚书大禹谟，叙述舜禅让给禹时，也说：“天之历数在汝躬。”希望他把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道理。这种治国大法，便是尚书洪范篇中的第五畴“建用皇极”。依据五行志注应劭的说法：“皇，大；极，中也。”可知“皇极”实在就是“大中”，所以汉书孔光传对日蚀引书说：“皇之不极，是为大中不立。”

　　易学的实质，在于一个“道”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行的“道”，就是 中山先生心目中的正统道德思想。 中山先生推崇“大道之行”，一再用以展望新中国的未来。“中”与“道”合，道之所在，中之所在，“中道”在心，上用下用无穷。儒家讲求中庸之道，便是中道思想，几千年来，不知不觉间成为中国人做人治事的基本信念。

　　中国人视“管理”为“修己安人的历程”，“安人的目的”不变，而“安人的条件”必须因人、因时、因地而改变。中国式的管理者，在发言、行事之先，往往会自问：“这样做是否符合我的身分？”(人)“是否合乎时机？”(时)“在这种场合说此话、做此事是否妥当？”(地)他们的反省，无非在求“得中”。所以权变的法则，亦即是“中道”与否；而中国式管理，实际上就是“中道管理”。

　　“中道”是管理界共同追求的“合理化”。朱子解释中庸时，便曾说过：“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因而大力提倡，认为“天下之理，皆由此出”。管理的中庸之道，要使个人与团体之间，得到一种平衡，亦即重视团体而不必轻忽个人；并使各种机构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得到一个中道，也就是“人尽其才，事尽其功，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时尽其效”，而又能够“货畅其流”，进而“人得其安”。

　　中庸的精义，在于“过犹不及”。中道管理，就是要避免“过于”和“不及”。无论人、事、地、物、时，或其它，都要求其“适当”、“合宜”，亦即“恰到好处”。“适当”、“合宜”、“恰到好处”如果出于主观的认定，难免有所偏颇，或失之武断。所以孔子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先建立客观的态度，以“叩其两端而竭焉”的方法，从全体看，从整个看，在全体整个中，觅得一中道。依据中道来管理，才是真正管得合理。中国人不喜欢人家管他，大多存有“自己会管好自己”的观念；但是中国人最讲道理，只要管得有道理，亦即管得合理，中国人也就心悦诚服，显见中国管理精神，在求管理合理化；中道或中庸之道，同样地成为我国的管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