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垂直式的思考，“法”在“情”、“理”的底层，是整个建构的基础。

　　孔子早年丧父，幼而贫贱。“为儿嬉戏常陈俎豆”，有“知礼”的美誉。他的管理思想，以“从周”为起点，孔子说：“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无从周。”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萧公权先生认为“正名”乃是“从周”的具体主张，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按照盛周的典章制度，以调整君臣上下的权利与义务。”任何组织，如果成员都能够顾名思义，各依其名位而尽其所应尽之事，用其所当用之物，则秩序井然，彼此皆安。即以角色理论而言，“从周”就是“角色期待”(role-expectation)，而“正名”则为正常的“角色演出”(role-enactment)。

　　有些人一直以为只有法家才讲法，因此用“人治”和“法治”来区分儒、法，实在都是偏见或误解。孔子重“礼”轻“刑”，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缩小政刑的范围，把“刑”“法”安置在“礼”的“节度秩序”中，认为组织成员如果能够“约之以礼”，切实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就不致于触“刑”犯“法”了。

　　“礼”观念是孔子学说的起点。孔子之学，由“礼”观念开始，进至“义”、“仁”诸观念，其特色即在不停滞在“礼”观念上，而能歩步升进。不像法家那样，固执于“法”，却不能着眼于“法”、“理”、“情”的升进过程。

　　“礼”(法)在管理上的应用，即所谓“制度化”。任何一种制度，在创立之初，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也有其内在的用意；絶不是凭空忽然地出现，亦不会无端忽然地消失。但是不论什么典章制度，绝不会有利而无弊，也绝不会有弊而无利。同时它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免不了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再好的制度，也无法推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无弊，仍然应该随时地而调整。

　　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日子久了，都可能变坏。所以“制度管理”，还得要靠人来创立、修订和推行，否则必定僵化，形成“官僚管理”。任何典章制度，都是一种普遍形式，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特殊情境中的应用，何况个人或组织经常出现新的情况而难以事先预测，更是无法妥善应付“例外”或“两可”的事宜。

　　制度化是管理的基础，它祇是管理的起点，正如“礼”(法)是孔子学说的始点，必须不停滞地向上提升，才能达到管理的完善境界。制度有其空间性及时间性，既不可以盲目移植，亦不能不持续改善，随时加以改进。

　　管理的“情、理、法”是以“法”为基础，组织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然而“崇法务实”，乃是成员的基本素养，有待进一步“毋必”“毋固”，突破“呆定”的“制度”而求其充分适应时、空的变迁，这才是“不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