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义、礼”学说，依理论次序讲，劳思光先生指系以“摄礼归义”为第一歩工作。“义”即“正当”或“道理”，君子“无适”、“无莫”，唯理是从，并不抱持特殊的态度，所以“义之与比”。

　　原来孔子一方面吸收当时知识分子区分“礼”“法”的观念，认为仪文种种，乃是狭义的礼，不过是末节；建立节度秩序，才是广义的礼，亦即礼的本义。一方面更进而肯定“义”是“礼”的实质，“礼”是“义”的表现，一切制度仪文，整个生活秩序，皆以“正当性”或“理”为其基础。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用麻布或丝绘制冕，只是仪文，既然用丝绘可以节省民力，便不必拘守传统，所以孔子主张“不从旧礼而从众”。但是礼无大小，都应该有一定的理据，并不是随意曲从俗习，就可任意改变的。时人虽改在堂上拜谢，实在是不恭，所以孔子认为它缺乏理据，宁可违背众人，还是坚守拜于堂下的礼。制度仪文的修改与否，亦即“从众”与“不从众”的分野，在于“道理”或“正当性”的理据，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他把这种“道理”或“正当性”的理据，肯定为“义”，此即“摄礼归义”。

　　在孔子以前，谈“礼的基础”时，往往归之于“天道”。认为“奉礼”即是“畏天”，人应该“奉礼”的理由，即在于“礼以顺天”。孔子脱离原始信仰的纠缠，把“礼的基础”确定在“人的自觉心”或“价值意识”，亦即以“义”代“天”。劳思光先生认为“至此，一切历史事实、社会事实、心理及生理方面之事实，本身皆不提供价值标准；自觉之意识为价值标准之唯一根源。人之自觉之地位，陡然显出，儒学之初基于此亦开始建立。”

　　从“情、理、法”的架构来说，“法”是人定的，日久终将不合时宜，必须依“理”改变，才能合用。许多人口口声声强调“法治”，自己却从来没有看过六法全书，便是受到“摄法归理”的影响，认为合理必然合法，一切唯理是从，当然不必去翻阅六法全书了。万一合理而不合法呢？那此法已不合理，本身就有修改的必要。

　　在管理上，制度化是管理的起点，不可没有制度。但是制度必须不断生长，一方面要根据理论，一方面又要配合现实。以理论为制度的精神生命，以现实为制度的血液营养。既不能否定传统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根据，亦不能忽略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真实要求。制度如果墨守不变，势必毛病百出；制度如果任意乱变，那又谈什么制度？所以制度化之后，紧跟着要“合理化”。一切典章制度，都要随时求其合理。太阳会下山，制度也有其失效的时候，这种，“日落法则”，正是制度合理化的精神。经常修订典章制度，使其适合时空的变迁，才是合理。

　　管理的“情、理、法”，成员在“崇法务实”之外，仍须发扬“不执着”的精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随时随地机动调整管理制度及方法，以求“不固而中”方法不固定，却一定要命中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