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礼”进至“义”，是孔子思想的终点。“仁”可以说就是“爱”，由“毫无私累的公心”所发出的爱，即是仁。人能够去除私念，确立公心，则是一超越一切制约的纯粹自觉，而显出最后的主宰性，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立公心，毫无私累，于是对一切外界事物，皆能依理而立价值判断。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劳氏指出：“好恶”若就情绪意义讲，则一切人、一切动物皆有好恶，何必“仁者”？他推定孔子的意思，是指好恶如理而言。儒家重“义利”之辨，认为从私心则求“利”，从公心则求“义”；“仁”既系公心，则“仁”为“义”本。因为“义”指“正当性”，而人之所以能求“正当”，即在于人能立“公心”。“公心”不能立，必然溺于利欲；“公心”能立，才能循乎理分。立公心是“仁”，循理是“义”，所以孟子说：“居仁由义”，明确肯定“仁”是“义”的基础，“义”是“仁”的表现。由此可见“义”之依于“仁”，有如“礼”之依于“义”。

　　依理论程序说，礼以义为其实质，义又以仁为基础。但由实践程序来看，人由守礼而养成“求正当”的意志，并进而由此一意志唤起“公心”。在实践过程中，礼义相连，无法分别，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即由“礼”而直达于“仁”。

　　“法”必须依“理”制订，而“理”不易明，则是判断上的一大困难。张载说：“天理者，时义而已。”天理是普遍的公理，必须因时合宜，所以是随时适应的。“时”乃是“变动情境中的适应力”，提醒我们切实把握当前的环境或处境，考虑往昔所守的规范，是不是赶得上变动不居的社会，以求得适中易行的方法。儒家讲求“经权”，便是因为“理可以如此，也可以如彼”，“理”不是无定则，却是“人在特殊处境中，有时候可以违反明显而确切的规律去做道德决定；但违反明显而确切的规律，并不即是道德的全盘否定，为了适应特殊处境的需要，他是在依顺了另一种或另一层规律之后，才放弃或违反了原先的规律。因此，表面上违反规律的行为，就一端看，好象是道德规律失去了实际效用，实质上真正失去的只是一时不能适应特殊处境的规律形式，而以能解决当前难题的另一规律代替了它。”

　　熊十力先生说：“经，常道；权者，趣时应变，无往而可离于经也。”“理”因时而“变”，必须“权不离经”，才是变而能通。扬雄说：“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道”就是“理”，并不是永恒如如地存在哪里，却是在适应不同的处境变化而创造出来的。人如果一味坚持原则，不知变通以求适应，终必因过分保守而归于失败；相反地，假若只求适应而不顾原则，也可能导致理想的丧失，亦即是“离经叛道”了。

　　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那就是“应时而造道”，既求适应，又不失正道。要做到这种地步，唯一的办法，即是“诉诸自己的良心”。王船山说：“道生于心，心之所安，道之所在。”心安则为之，心不能安即不为。因为一切调整，如果能够使自己心安，那就是合于道合于理了。

　　心安便是“情”(心之美者)。“情”与“欲”不同，欲是饮食男女声色货利之欲；情则是喜怒哀乐恶惧之情。孔子的感情十分丰富，认为人应该有一种合理的感情生活，鼓励我们正当地流露内心纯真的情。它所主张的“情”，是“不忧不惧”的“坦荡荡”的心情，不但“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而且穷达不易其乐。“情、理、法”的“情”，是指心安理得的情，亦即发乎仁心而中节的情。

　　管理的“合理化”，有赖于管理的“人性化”。合乎人性的管理，才是合理的管理。“情”表示管理人性化，管理者一切凭良心，便能合乎天理。将心比心，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情来建立、修订和推行所有的管理制度，即是“克己复礼为仁”的表现。

　　“不固而中”，系指变来变去都通，并且越变越能达成组织的目标，此即“情”的每发皆中节，实际上就是“中庸”。每一措施，俱皆“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