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内容，可以说异常复杂，非但受时间(时)、空间(地)的限制，而且随人、事的更替而变迁，所以必须“守正持经、权宜应变”，才能够因应组织内、外环境的实际需要，以求制宜，收到宏大而良好的效果。

　　中山先生说过：“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一九七O年代能源危机、通货澎胀、经济萧条以及国际政治情势的剧变，真是夷险不测；若干管理良好、制度素称健全的大企业，例如英国的Reaction Rolls-Royce、美国的Lockheed和Penn Central，在不利情况的冲击下纷纷崩溃，果然成败无定。企业面临此种挑战，欲求“自适”(自求适应环境的变动)、“不移”(保持永生，免除遭受淘汰的命运)，惟一的途径，即是“守经达变”。

　　守经达变，就是“守正以持经，权宜而应变”。“经”，即是“常”；常道常则，叫做经。守经的意思，便是“坚守常道”。“变”系“权术”，引申为“变通”。达变是为了顺应时势的变迁，而作“适当权变”。“守经达变”，乃是一方面坚守常道，一方面适当权变。应用在管理上，正是最佳的法则；对今日世界而言，更是最光明的正道。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贾可贝(N.H. Jacoby)指出一九八O年代，由于高度的政治动荡性和不定性的挑战，管理者在低度经济成长率、昂贵资金成本，以及脆弱的产业纪律之外，尚须应付来自各方的压力，包括消费者的需求、环境保护人士的要求，还有宣导人权人士的要求。佛罗里达大学教授何杰斯(R.M.Hodgetts)则宣称“这一个新的十年中，环境的变迁太迅速了；作为一位现代经济人，不能不紧紧追随这重大的变迁。”

　　事实上，早在一九七七年，卢丹士(F. Luthans)和司徒华(T.I. Stwart)这两位管理学者，所倡议的“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便已经指出：世界上没有一种管理方法，能够适合全部的情势。因而提倡：举凡组织结构、激励程序，以及领导作风等等关键性的变量，均须斟酌当时当地的情势，而有所适切的调整。

　　这种“权变管理”，鼓励管理者依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选用职能的慨概念、计量的概念、行为的概念或系统的概念。诚如管理学大师杜鲁克(P.F. Drucker)所指称的“变动中的管理世界”，西方管理，近年来极力主张在变动不居的情况下，仅量通权达变，以谋求适应。

　　“通权达变”的理论很快地传到台湾地区，许多人马上想到它的一些反义词，如“墨守成规”、“刻舟求剑”、“固步自封”、“胶柱鼓瑟”等等，并用以形容现有的管理。认为处处谨守“祖制”、“家法”，事事依照“规章”、“制度”，自然不能因应环境，由“知变”、“应变”而“求变”。追根究底，又归罪于“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传统。

　　中国传统果真缺乏“变化”观念吗？中国人自有历史以来，一切思想、学术、政治、宗教，无不直接、间接渊源于易经所涵的学理。“易”的本义，是“更换”、“改变”、“代替”的意思。易学的真诠，即在阐明宇宙循环的定律，肯定所有事物，都不断变易、交替，有长必有消，有消必有长。所谓阴阳消长，即是新陈代谢、生生不息。爻辞所表现的“物极必反”观念，亦就是古代中国思想中的“变化”观念。

　　至于“通权达变”的精神，孔、孟时代已予强调。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篇)主要在告诉我们，惟有能够自立的人，才可以讲求权宜之道。孟子说：“男女授授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篇)表示礼法也有权变的时候。庄子超脱名利和死亡，却也重视权变，他在秋水篇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庄子认为善于权变的人，不会让外物有伤害自己的机会。所以至德之人，火不能烧死他，水不能淹死他，寒暑不能损害他，禽兽也不能伤残他。并不是说他自身逼近危险，能不受损伤，而是因此他能辨别安宁和危险，安守穷困和通达，进退都极端的谨慎，以致于没有物能伤害他。

　　然而，中国人通权达变的意义，乃是对应着“经”或“常”而言的。宋、明理学家所说的“理一分殊”，指出理有可变的，谓之“权”，也有不可变的，叫做“经”。“权”即“经”在万殊之事中的运用。张晓峰先生更认为“守经达变”才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之一。(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性)他举论语所载：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述而篇)以及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篇)证明用舍行藏、出处进退不失其正的，才是理想的人格。此与患得患失、无所不至的鄙夫，大相径庭。推论到管理上，则虽有风雨如晦的不景气，企业在通权达变之际，仍应坚守其光明正大的社会责任。

　　处常与处变，守经与权宜，向为中国人所重视。“经”“权”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权不离经”，熊十力先生说：“夫道有经有权，经常大立，权应万变。变体其常，故可于变而知常；权本于经，守贞常而不穷于变。故权行而后见经之所以称常道者，正以其为众妙之门耳。”“经”是“常道”，而“权”为“趣时应变”，所以“无往而可离于经也”。一是“权与经反”，宋朝李靓说：“常者，道之纪也；道不以权，弗能济矣。是故权者，反常者也。”他主张“事变矣，势异矣”，便不能“一本于常”，却应该“离经反常”。这两种论调，中国人多半是取向于“权不离经”的。春秋公羊传说：“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固然也不失为权宜应变的一种方式，但杀人、亡人为离经叛道的行为，是一种反常的做法，所以“君子不为也”。

　　台湾地区企业界的“一窝蜂主义”，即是“离经反常”的表现。大家竞相求取短期利益，忘记了“企业应该永生”的根本，徒然引起恶性竞争，谁也不敢想象明日的景况。这种弊病，在以往轻工业阶段，对于发展中的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工业，将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后果。因为轻工业投入的资金较少，盲目求变，即使迷失了方向，损失还不太大；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工业投入的多，一旦乱变，造成的后遗症委实不堪设想。

　　创新(Innovation)是企业成长的动力泉源，大学引成汤的盘铭说：“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见中国传统，也是宣导“日新又新”的，不过中国之所以用中字为国名，即是由于中道乃我国的国魂。张晓锋先生把中道解释为“合理化”，合理化的创新、合理化的权变，才是合乎中道的行为。引进新的理论或观念，也是创新的活动之一，西方的“权变管理”，我们不妨吸取其精华，勿使过与不及，才能获得合理化的权变，也才是中道的管理。

　　易经中与“中”观念相配的，便是“时”。孔子讲易，宣导“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时中”心法。惠栋、易尚时中说易汉学：“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时中的意义，是在和谐中求均衡，从均衡中求进步。近年来少数人视“冲突”为“权变”的同义词，亦即以“和谐”、“均衡”为“不知权变”、“不能进步”的最大障碍，完全不了解“从容中道，与时偕进”的道理，不明白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依然可以求和谐，获得均衡，并因而得到真实的进步。

　　管理的最终目的在安人，不能安人的权变，即是“权与经反”，这种权变，极容易导致组织内部的冲突，纵使有利，亦是短利、小利，乃至于假利。惟有“权不离经”的权变，才能够在安人的“常道”中求得改善，获得进步。多年来我们引进西洋学说、观念，已经深受“盲目移植”之苦，现在管理界正在鼓励权变之际，亟盼能以“守正以持经，权宜而应变”的中道，作为权变的衡量标准，毕竟守经达变才是管理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