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屠悦

　　余潇枫：生于宁波，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院)主任，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伦理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

　　在网络上一输入“余潇枫”三个字，《创新、自强的航船——余潇枫博士哈佛归来谈教育创新》这篇文章便首先映入眼帘。余教授曾在2002年9月至2003年12月期间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就这样，余教授走进了《天下·浙人》的视野。

　　我去采访他的那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余教授百忙之中如期赴约。哈佛归来，一切都从哈佛讲起。

　　我是去游学的

　　一开始余教授就跟我强调，他是去“游学”的。到了哈佛，他在费正清研究中心做国际伦理方面的研究。但他却利用这个“访哈”机会，哪个学院的课都去听，哪个学院的图书馆都去看。在美国，余教授见到了很多世界级著名教授，他总喜欢向他们提问。有时与其说提问，不如说是挑战，向洋教授提出“异乎寻常”的问题。

　　一次，余教授去听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文明冲突论》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课。这堂课“讲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并“论证美国打伊位克的正义性”。课一结束，余教授就三步并作两步直奔讲台，“亨廷顿先生，是否应该说任何战争都是犯罪？”享廷顿教授对该问题感到有些突然，他想了想回答道：在历史上不存在这样的共识。余教授紧接着追问：“那么按国际伦理的发展，在未来是否可以说：任何战争本身都是犯罪”?享廷顿教授显得十分的不高兴，他边拎起大皮包准备离开边回答道：“你可以这样说，但绝大多数人将会一起反对你”。

　　还有一次，现实主义大师华尔兹的高足，国际政治理论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课中强调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只研究世界是什么(tobe)，不研究世界应当是什么(shouldbe)”，课后余教授就发问：“‘世界应当是什么’应该是‘世界是什么’的不可或缺一部分！”这一问让斯蒂芬·沃尔森一下子有些窘迫，他勉强地答道：世界是什么容易有共识，而世界应当是什么则会众说纷纭，所以我们还是只谈世界是什么为好。

　　哈佛让人留恋

　　国内外之间的比较是出过国的人嘴里永聊不厌的话题。从美国归来的余教授用“留恋哈佛，不留恋美国”这句话来表达他的感悟。哈佛校园里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给余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佛校园的大草坪周围没有栏杆，草坪一年四季都是绿的，没有任何被践踏过的痕迹。因为当时设计草坪的时候，已经在草坪内部辟出很多条小路，路口的“门”跟各个大楼之间是最近的距离。有了这许多捷径，学生自然不会去踩踏草坪。美国大学理念正在从“University”转向“Multiversity”,即创造多元的文化，培训丰富的个性，是各大学所十分重视的目标。

　　在哈佛游泳馆里张贴着历届游泳比赛冠军的名字，以激励新生努力；哈佛大学有近百个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借书不限额，如果图书馆不因需催还，借期则可长达一学期；哈佛大学有13个博物馆，其中4个排名在全国前10名内……

　　余教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校园里那个哈佛塑像的故事。来到哈佛的人都要到哈佛塑像前拍照留念，学生们还要在已被摸得铮亮的铜脚上再摸上一摸，以期望能提高考试成绩。其实，该塑像并非是哈佛的原型。在哈佛百年校庆时，因找不到哈佛本人的资料，学校发动学生投票选出自己心目中觉得最像哈佛的同学，并以得票最多的那位同学为原型做雕塑。“这种让学生民主参与学校事务是一种很重要的人文精神的培养”，余教授补充了一句。留恋哈佛，不仅仅是哈佛有人文关怀，还有她独特的奇妙魅力。“在陕西，锄头一下去说不定就有个文物；在哈佛，撞到一个人说不定就是个人物。”说完，余教授哈哈大笑。看得出来，他对自己作出的这个关于哈佛魅力的阐释很得意。

　　哈佛令人留恋，不过余教授告诉我，他并不留恋在美国的生活。光一个吃，就让余教授挺不习惯。“到了美国才觉得中国好，”余教授笑着说，“民以食为天。国外吃的真不如国内。”在采访的最后，余教授意味深长地跟我说了他提炼的哈佛大学四大治学理念：重学究更重“学问”；重专业更重“学业”；重级别更重“特别”；重文人更重“人文”。他希望这些理念能够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