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最新权威调查表明，上海有各种规模、各种所有制建筑企业6000多家，100万从业人员，其中外来民工近80万。这仅仅是建筑业，在上海的其他行业，民工也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我们是否该思考“高人往高处走”，并提高外来民工的综合素质，“帮助走到高处的人变得更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和完善，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如同滚滚洪流不可阻挡。这股洪流中，绝大部分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务工———他们被称为“农民工”。

　　高素质劳动力短缺

　　这看起来是一幅比较奇特的景观：一方面，2004年春季以来有些沿海发达地区发生了民工短缺的现象；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快，据预测今后数年还将有上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专家分析，所谓民工短缺，其实反映的是结构性的劳动力有效供给量不足。分析一些发生严重民工短缺的地区，我们会发现这些地区都是以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主的。遭遇缺工的地区和企业，有许多正处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投入进行低附加值加工生产的阶段。如果借提高工资来增加招工的吸引力，生产成本将大大增加，企业利润空间会急剧缩小，这些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也就丧失。

　　所谓“民工短缺”，其实是向长期以来对劳动力资源不计后果的掠夺式利用发出了警示。就出现“民工短缺”的沿海发达地区而言，实际上陷入了一个低技术的陷阱———由于劳动力极其廉价，促使投资者尽可能地少用成本更高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只注重即时使用，不加以培养。由于没有专门的劳动技能，今后再就业比较难，再加上报酬水平低，劳动者本身也没有能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最终，他们将被劳动力市场所淘汰。随着经济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民工短缺的同时，我们将面临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即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合理区域经济布局

　　调查显示，上海并未发现明显的“民工短缺”现象，尚没有出现工地、工厂因为工人严重短缺而开不了工。这主要是因为建筑企业成建制引进工人，上海相对较好的工作生活条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少接受调查访谈的民工表示，上海工资较高，且一般不拖欠工资。俗话说“人往高处走”，他们的选择是合理的，然而换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上海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较高，这又构成了成本与竞争力之间的矛盾。据上海市统计局统计，2003年上海流动人口499万，其中370多万为外来务工人员。各行各业的劳动力需求与城市接纳能力又构成了一对矛盾。

　　如何破解矛盾？合理区域经济布局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专家指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20多年的经济增长，是在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前提下实现的。由于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这样的发展战略得以持续至今。今年以来发生的民工短缺警示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所倚赖的资源转型，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应合理地逐步退出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使这些产业梯度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富足的中西部地区。

　　中国的经济地理特征和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决定区域经济格局的基本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从产业非均衡，转变为区域非均衡。从地区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也在发生转移，表现为农民工从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一项调查显示，长三角6城市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平均数，要比全国24个城市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平均数高8.5%。这表明，长三角地区比较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重心在地区之间的转移，也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用国际眼光看，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必须向劳动力集约型的模式转移。因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提高。比如，现在中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达到每天2.5美元至3美元，比越南高出一倍以上；即使加勒比地区一些国家，劳工也比我国便宜。可以预见，1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劳动力会比我国便宜，压低劳动力价格只会伤害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性，并抑制消费需求。更好的办法是进行经济战略转型，首先调整区域经济布局，东部沿海地区，包括上海，调整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附加值。

　　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

　　对于经济增长模式，一直存在着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其实这二者应该是相依相存的关系，不可偏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认为：公平可以提高宏观效率。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就是公平，尤其是教育上的公平，我们必须保证低收入者子女也可接受良好的教育。否则，我们能够源源不断供应的只有廉价劳动力，这会进一步加剧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状况，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不可持续。

　　对上海外来民工的调查证实，民工的教育程度与寻找工作的难易程度以及工资收入正相关。农民工一般来说是农村中素质较高、能力较强的人口，但相对于城市人口而言，相对于城市工商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说，大多数的素质相对又较差，能力也不十分强，特别缺乏现代城市文明的熏陶和法制观念。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城市就业门槛不断提高，农民工已经感觉到没有专长求职难，多数只能从事苦、脏、险、累之类的普通工种，已不能适应城市用工的需要，在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很难融入城市社会。为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政府亟需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许多外来民工也意识到由于自身素质较低，对自身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和融入城市的可能性带来限制，因此，他们十分希望能有机会参加培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我国经济目前已经越过了罗斯托所说的工业化“起飞”阶段，进入了所谓“向成熟推进”的发展阶段。虽然制造业将继续扮演经济增长“领头羊”的角色，但对上海而言，应该是技术含量高的先进制造业，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不仅仅是流水线上装配一个零部件的工人；同时，上海还要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越来越多的新增就业机会将出现在各种新兴的第三产业中，同样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因此，提高外来民工的综合素质成了当务之急。

　　专家认为，面对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短缺”现象，在肯定“人往高处走”合理性的前提下，应该主动引导“高人往高处走”，控制总量、强调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相适应；并“帮助走到高处的人变得更高”，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外来民工的素质，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共享城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成果。道良德 马海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