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薛涌先生在《新京报》发表《大学招生唯考试是片面公平》，对我在《大学招收运动员不能破坏社会公正》(11月30日《新京报》)中对他的批评意见提出反批评。对此，我很欢迎。

　　薛涌先生说：“徐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大学招收运动员破坏社会公正。”我没有这么说，也绝不会有这种观点。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没有人主张运动员不该上大学。不仅如此，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还认为对运动员上大学可以照顾，只不过照顾应该有合理的尺度，要讲究公平。”

　　我在文章中说，“高等教育在我国是十分稀缺、引起极大竞争的资源”，而在美国情况不是这样。我觉得这是公认的事实，不必也没有篇幅加以论证。薛涌先生断定我错了，但没有说出任何根据，只有一句笼统含混的话：“在稀缺的问题上，中美并非没有可比性。”根据最新资料(《社会蓝皮书——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我国每100人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教育的只有4人左右。美国的数据我知道得不准确，大概是中国的10倍以上。薛涌先生不同意我的判断，请不要只说“错了”两字，而要拿数据说话。

　　薛涌先生说：“徐先生认为，衡量公平的标准，就是考试。”我在什么地方说过这样的话？说有人不经考试就上大学不公平，并不等于主张公平的标准就是考试。这是简单的形式逻辑问题。我们说打人不对，不能因此说凡不打人者都是好人。

　　只凭考试成绩选拔大学生，肯定不是最理想的办法，因此也不是最公正的办法。

　　但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别的办法弊病更多。确实如薛先生所说：“那些富裕家庭的子弟，从小有资源上好学校、请家教，在高考中占明显优势。”但任何人都知道，金钱不能完全代替智力和勤奋。

　　更重要的是，如果开很多破例的口子，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会以种种借口和途径进入大学，被挤走的平民子弟要多得多。

　　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大学招生要不要程序正义。我认为目前的考试制度是次优，薛先生认为很不合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应该暂时但严格地照现行规矩办，还是可以任意破例，大开口子？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