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鄢烈山

　　据新华社报道，上海市所有的重点高中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消息简短，不能满足我的探究需要。我注意到“将”、“逐步”、“淡出”几个关键词。何以不能立即抹平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别呢？是怕财政拨款的倾斜政策断然改变，会使重点中学因办学经费、教师工资下一个“陡坎”而难以接受吗？“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如果真正是办学理念的变化，即从强调教育的优势资源向重点中学集中，改为由各校“自下而上”地进行教育创新、制度创新，那么，就不是“取而代之”的承袭关系，而应是中学教育资源在“平权”基础上的自由竞赛。倘若真想各个中学在同一起点上竞争，倒是应对原非重点中学在一定的时段内给予优待，给他们一次性多拨点款，调配几名优秀教师。

　　取消重点中学是实行教育“平权”的需要。我国教育目前存在的两大痼疾，第一个是行政性垄断和行政化管理；第二个就是教育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有显性的即向“挂牌”的重点学校倾斜，也有隐性的“只做不说”地向一些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首脑机关所在城市的倾斜。这些做法有历史渊源及相对的历史合理性。如从红军时期开始，办保育院和学校供领导干部子女上学，乃至保送一些孩子留苏，这是必要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建国初，革命功臣的子女在教育上享受某种优待，是补偿，也合乎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但这种教育资源向首脑机关所在地(乃至某一特定街区)的幼儿园、学校倾斜的政策长期沿袭下来就不合理了，成了搞特权。如今，政府早就提出在全国普及九年制教育的任务，并且立了法，甚至大学教育也由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在这种情境中，依然坚持过分不均衡地配置教育资源的办法，显然是不合时宜不可容忍的。

　　不必等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才认识到教育平权对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的重要价值。中国人最足以自豪的是，早就发明了科举制度，使下层出身的人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这个“中国梦”的存在是中国历史上“超稳定”结构的重要支柱。青年毛泽东早在1919年就在《民众大联合(一)》中指出，决定人们阶级分野的，“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往往对他的社会地位有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要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稳定，尽可能平等地让每个人分享受教育的机会是最重要的途径。

　　可是，当下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太过分了，某些方面还有加剧之势。家长不惜代价地“择校”，不就是想让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吗？办什么“重点”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正是教育不公的“载体”之一。由此导致了“教育腐败”和民怨载道。

　　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有篇《探析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教育级差》的调查性报道，说的是四川省凉山的昭觉县，“和同处一个县城的民族中学比，昭觉中学在‘天上’；和外面的学校比昭觉中学在‘地上’。师资和生源就随着这一级级教育落差逐级往高处流”。这样的现实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