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我与我的世界》后,柳哲“自己的世界就改变了”。
这是他的同乡先贤曹聚仁的一部回忆录。那时,柳哲还在读中学。学校图书馆不要什么借书证,里面的图书只要耍些小“手腕”,就可据为己有。
北大边缘人柳哲
《我与我的世界》绘声绘色描述了柳哲的家乡金华,其中提 到许多风俗。柳哲感到亲切无比,如获至宝。于是,借出这本书后,他谎称丢失,在赔了好几倍的书款后,总算把它留在自己手边。
直到今天,说起这件事,柳哲还是不好意思。他搓着手,别扭地笑着,一个劲儿强调:“我后来捐了好多本关于曹聚仁研究的书给他们。不少呢!”
这部书,伴随了柳哲的整个高中阶段。他没能考上大学。在老家工作数年后,柳哲只身来到北大。他想“做一个像曹聚仁那样学识渊博的人”。
1996年3月,柳哲在老乡引荐下到北大中文系办了一门课的旁听手续,然后就兴冲冲地拿着旁听证到图书馆去办借书证。
“旁听生不能办借书证!”柳哲被一棍子打晕了。他在一瞬间从“满心欢喜”变成了“心在哭泣”。难过之后他自嘲:“咱毕竟不是正规学生啊。”
多亏老乡帮忙,为他开了一份进修教师的证明,才算可以办借书证了。
柳哲当时的全部家当是3000元。起先他托关系住在研究生宿舍,每月交120元。但他很快就发现“不妙”:这个“便宜”对他来说并不“便宜”,他需要更便宜的住处。有一天,他发现第二教学楼后面有一间小储藏室,只有四五平方米,一拧,门居然没锁,里面空空如也。
总算找到不花钱的地方了!柳哲找来几块木板当床,正式入住这个被他命名为“静心斋”的储藏室。白天他泡在图书馆看书,夜晚他点着蜡烛在“静心斋”写东西。
“其实挺怀念‘静心斋’的。一个人看书写东西,多好啊!现在,喏,一大家子。”12月9日,坐在北大东门外租来的平房里,柳哲朝隔着帘子的里间努了努嘴。里面有他的妻子、女儿和父母。
柳哲的妻子也是从外地来北大旁听的。4年前,他们相识;1年后,他们结婚。
他今天还清楚地记得,刚入住“静心斋”时是9月,“静心斋”名副其实,可越往后越难熬,“静心斋”变成了“寒冷窟”。“直到后来,墨水瓶里的墨水都结冰了。”
慢慢长夜,柳哲披裹着棉被,读书、写字,他坚信总会熬到春暖花开。但12月的某个夜晚,“静心斋”的门被撞开了,几道电筒的光束劈头盖脸射向柳哲。保卫处的人带走了他所有的证件,让他第二天去领。人一走,柳哲在黑暗中哭了起来,一直哭到枕巾都湿透了。
次日一早,柳哲来到保卫处。他被告知,不准再住在储藏室里,并发还了他的身份证。可柳哲真正上心的是借书证。但保卫处毫不通融,坚持借书证必须没收。
此事过后不久,有教授介绍柳哲到北大出版社担任校对。他向出版社申请了介绍信,又找到一位好心的编审担保,在向图书馆交纳了200元押金后再次拥有了一张借书证。
柳哲终于又可以整个白天泡在图书馆了!但接下来那段日子,他穷困潦倒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无奈之下,他主动退还了借书证,取回200元押金。“没有办法啊,总得吃饭吧。”柳哲满脸唏嘘。
有段时间,柳哲想写一本《“北大边缘人”的故事》。故事是现成的:他、他的妻子,以及许多怀着他们这样梦想的人。如今,书虽没写出来,并且从此他再没拥有过图书馆的借书证,但他依旧住在北大的“边缘”,屋里摆放着曹聚仁的青铜像。他说:“那些都是当年的事了,老提‘北大边缘人’的经历,不大好吧,人家会以为我现在还那么窘迫呢。这会影响到我现在的事业。”
柳哲所谓的事业,眼下主要是两项,一项是筹备“两岸和平统一民间纪念馆”,因为曹聚仁当年曾致力于沟通两岸;另一项是姓氏文化研究。他给记者看了自己写的《致海内外柳氏宗亲的一封信》和《“唐宋八大家”后裔的大发现》,带着欣喜又像是寻求肯定的口气说:“搞好了,这会是一项文化产业呢!”(本报记者 徐百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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