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

　　教育周刊：不久前国外媒体搞的全球大学排名中，北京大学位列17。这是不是说明北大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了呢？

　　闵维方：最近，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由全世界88个国家的1300名专家进行的全球大学评比排名中，北大位列第17名。我认为，这首先说明了国际高等教育界对中国大学的一种认同和肯定，这是同我们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紧密相关的。当然，这也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以及建设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985工程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我国高等院校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之一。至于说到北大，我们对此采取了低调的反应，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们深知，我们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相比，在许多方面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把这一排名作为一种对自己的激励。我们要加倍努力，把北大的工作做得更好，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周刊：过去的一年中，北大举办了8个大学日，众多世界一流大学造访北大。您认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交往有什么意义？

　　闵维方：这两、三年来，世界上许多重要大学校长都到过北大。哈佛、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牛津、剑桥、东京大学、早稻田和莫斯科大学等一流大学的校长频频造访，与北大师生交流，部分校长还接受了北大名誉博士学位，并将之作为一项特殊的荣誉。这说明：北大已日益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重要角色之一。

　　通过与这些一流大学的长期交流合作，我们发现：一流大学首先要有一流的学科。比如，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计算机、物理学科，哈佛的商学院，麻省理工的电子工程等等都是世界一流水平；二是要有一流的师资，所谓“大学乃大师之学”，学科建设离不开师资队伍；三是要有一流的生源，哈佛大学校长在北大演讲时就曾说过，“学生在日常交往中互相学习的东西有时比在课堂上学到的还要多、还要重要”，一流的生源使学生在交往中互相学习，因此要求学生的素质与潜质相当高；四是要有一流的教学，这包括一流的教学过程、一流的教学理念；五是要有一流的科学研究，只有通过科学研究不断地创造新的知识，把新的知识带到教学中，教学知识才能不断更新，教学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促使学生在科研过程中提升才华与能力；六是要有一流的声望、形象，这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北大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在中国最先倡导民主与科学，引领着当时的社会潮流和民族的精神。世界上很少有大学像北大这样在其发展进程中与一个民族、并与一个大国历史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七是要有一流的基础设施，有人说一些外表很破的学校也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但是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硬件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有较好的物质基础并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来教育学生；八是要有一流的校园文化，牛津、剑桥的文化古老厚重，哈佛、斯坦福就更现代一些，但是他们都是享誉世界的一流大学。北大拥有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校园建筑，校园文化也不逊色，北大追求真理的传统与北大的历史渊源不无关系，作为民族危难之时发展教育、振兴国家的产物，它有这种品格。正如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自己的人口学说时所坚持的那样，“可以不当北大校长，也要坚持真理”；“追求卓越”，说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无休止的追求卓越的前进过程。

　　教育周刊：您觉得通过几年的建设，北大现在是否具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品质？

　　闵维方：我从始至终都坚信北大具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潜在品质。北大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具有一些相似性。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讲过，要按“世界各国大学之通例”来办北大。我的理解就是北大要按世界一流大学通行的标准来办。什么是通行的标准？就蔡元培时代而言，他是指欧美大学特别是德国大学中通行的标准。蔡元培校长早年留学德国，受德国“洪堡思想”的大学理念影响极深。因为在蔡校长执校时，德国大学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引领着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当时，大批的美国人留学德国，在哈佛大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埃里奥特就是其中一位，而这位深受德国高等教育思想影响的校长就执掌哈佛四十余载，使哈佛成为了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此外，伯克利、哥伦比亚大学还有新兴的芝加哥、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也是留学德国的学者或是深受德国教育影响的教育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大与这些大学一样都曾经深受德国大学的“洪堡思想”影响。斯坦福大学校长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说过，1891年建立的斯坦福与1898年建立的北大“在某种意义上有着相似的办学思想渊源”，指的就是他们都曾经深受着德国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印在斯坦福校服领带上的德文校训中略见一斑：“学术自由之风”。这正是德国“洪堡思想”强调教研结合的重要体现。而在北大，始于蔡元培时代的宽松的学术氛围、活跃的学术思想与斯坦福大学的领带上的文字所体现的深义异曲同工。

　　我们看到，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为了推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适时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一种科学的发展观。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具有明显综合优势的大学，学科门类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与工程科学和医学等，并以8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全国高校中居于领先地位。

　　大学发展的水平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方面，大学发展推动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受整个国家科学、技术、经济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与一些世界著名大学相比，北大在许多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比如目前同时在斯坦福授课的教授中，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17人。北大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实力。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多在职的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教授，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往这方面努力——仅2004年一年，来北大进行演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就超过20人。

　　教育周刊：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您觉得学校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闵维方：我想应该是学校的管理从行政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发生的转变。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许多工作的开展是根据行政命令和上级的文件与计划而来，并不来自于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现在的管理者则更多地注重这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管理机构的服务意识在增强，北大正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改善教学、科研条件，为师生们创造“有用武之地，而无后顾之忧”的物质基础，从管理教学科研变为“一切为教学科研服务”。

　　坦率地说，发展过程中困难很多。资金、人才是我们的困难，但最大的困难还是体制。我们正处在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这个过程也是高等学校运行机制的转轨和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的管理体制，同时伴随着一系列机制改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地产生着矛盾，需要我们不断地认真研究和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毕业生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地分配工作，而是要求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和灵活性适应性强的人才。另外，要更新学校内部运行机制，不断更新科研机制、改善教学方法，这也是不断与世界一流大学交流沟通后得到的经验。北大在过去10年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人事制度、教学制度、招生制度都进行了改革。改革过程中，不同的方式更替、不同的问题交锋，会产生一些矛盾。学校通过慎重的规划、仔细的论证和深入的沟通，使大家通过一段时间的讨论，逐渐认识到大家共同的长远的利益所在，形成办学理念和发展战略上的共识。(采写：本报记者 蔡闯 通讯员 郭俊玲　策划：周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