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北京为吸引和鼓励金融机构来京发展，出台了16项优惠政策；其中一条是允许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子女在京参加高考并享受与北京市户籍考生一样的待遇。

　　允许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子女在京高考，让高管人员的子女享受北京户籍考生特有的“低分数线待遇”，这是北京为推动金融业发展而采取的实质性举措，也是一个典型的“丧失了灵魂的公共政策”。

　　现代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完成对各种复杂公共事务的管理，这就使公共政策负载了众多价值相互冲突的公共目标：公共政策需要力争以有限的资源促成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公共政策需要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确保公民正当权利受到平等保护；公共政策需要有助于稀缺资源的保存，力求以最少的代价达成发展目标……在诸多价值冲突中，效率与公平的冲突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选择“不公平的高效率”还是选择“无效率的公平”，永远是人们争执的话题。

　　为那些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所扰，人们常常容易忽视一个道理：公共政策应该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是政府公共政策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是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最不能放弃的价值操守，是政府公共政策区别于其它组织政策的本质特性；而这个所谓的“灵魂”就是公平。具有灵魂的公共政策固然追求经济效率目标的实现，但通常不会以破坏社会公平作为代价，除非面临极个别的非正常情境；有灵魂的公共政策不会选择“不公平的高效率”，更加不会制造出“无效率的不公平”。

　　给予北京户籍考生“低分数线待遇”，这本来就是一种典型的“无效率的不公平”。一方面，按户籍划定不同的录取分数线，这是考虑不相关因素的区别对待，是地道的不公平；另一方面，低分却“户口过硬”的考生占据有限的录取名额，排挤掉了其他高分的考生，显然不利于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地道的无效率。允许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子女在京高考，恰恰扩大了这种“无效率的不公平”：既让金融企业高管人员子女分享了低分录取的特权，损害了教育公平的原则，又压缩了高分考生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妨碍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样的公共政策充当了“马太效应”的放大器，背弃了公平价值，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是“丧失了灵魂的公共政策”。

　　我知道，政策制定者会站出来为自己的杰作辩护，他们会说为了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带动北京经济的繁荣，必须以教育公平作为代价。然而，期望通过扩大“无效率的不公平”实现促进经济繁荣的目标，实在愚不可及——因为我们并没有陷入只能选择“丧失了灵魂的公共政策”的绝境。在我看来，彻底取消高考考试和录取的户籍壁垒，一样能够给予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子女更多的教育机会，照样可以起到“吸引和鼓励金融机构来京发展”的功效。既然“打破不公平”同样奏效，政策制定者还有什么理由选择“扩大不公平”的方法呢？

　　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出于各种各样现实利益的考量，政策制定者制造出了一批“丧失了灵魂的公共政策”。这样的政策成就了急功近利的政府官员，却背弃了公共政策的精神内核，侵蚀了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面对这些“丧失了灵魂的公共政策”，无论其披挂着如何美好堂皇的外衣，我们都应不厌其烦的口诛笔伐，直到政策制定者找回公共政策的灵魂。(文/网友 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