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什么工具？

　　2月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湖南省教委原党组书记等5位教育界资深人士撰写的，经湖南省原省长刘正校订的《遏制教育公平性的恶化趋向》；《人民日报》在2月16日和21日两次发表文章，介绍了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杨东平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规划“十五”课题“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报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改善中的差距》；更早之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副教授发表于《中国改革》杂志的《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蓝皮书》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今年以来，“教育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热门话题。

　　杨东平则认为：“教育机会均等，从理论上讲，是指不同人群所获得的教育机会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相等。”

　　张玉林在蓝皮书中开宗明义地谈到：“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它是一种双重的二元教育制度。其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

　　曾经的农家子弟、专攻农村社会学的张玉林在他的蓝皮书中写道：“1999年，全国2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021个县的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与北京市的757.6元和上海市的747.4元形成鲜明对照，几乎到了‘什么都不能干’的地步。”

　　“根据《中国教育报》2004年夏天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仍然使用危房，缺少课桌凳的小学接近40%，超过30%的农村小学‘粉笔论支有限发放’，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

　　“在2000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前，许多大中城市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但是到2004年，仍然有至少10%的农村地区尚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县甚至没有普及小学教育。”

　　“1998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名义差距(2.8倍)。”

　　生于1985年的袁丽萍属于上面一系列统计数字所关注的人群中的一个。

　　2004年夏天，袁丽萍以文科666分的成绩从山东昌邑市(潍坊地区的一个县级市)的农村考入清华大学，这个成绩高出同宿舍两个北京女孩很多，但小袁很羡慕她俩。因为她们一个会弹古筝，一个钢琴过了10级。“我连简谱都不识。我们那儿也有很多对音乐和美术敏感的同学，但是我们没那个条件。”上清华之前，她会用电脑，但从没上过网，“上网的步骤我都背过。”袁丽萍说。

　　袁丽萍的教育起点是耿盖小学，这所小学由两个村子的孩子共享，一个村子出地皮，另一个村子出钱盖学校。“学校有4排平房，有花坛有两个挺像样的校门。教室后面有一大片天然的野地，校园挺大，除了教室课桌就没什么硬件了。”在教室后面的野地上和她一起玩、一起打架的小伙伴有一半没有升到高中。“如果一家有三个孩子，一般就小三儿能把书念完。”

　　初中，袁丽萍在镇里上普通中学。去城里的重点中学参加学科竞赛，使她第一次看到与城市重点中学的差别。“人家教学楼、实验室、操场、电脑室，什么东西都一应俱全。我们除了平房教室什么都没有。人家有外教，我们也没有。”能在初中学到电脑，是一件让她觉得很幸运的事。地区教育局规定，电脑过国家一级水平考试的学生中考就加5分，学校贷款为学生们买来了电脑，却根本没有计算机老师。幸亏物理老师自学成才，一边教物理一边管着那四十几台电脑。中考之前，袁丽萍要经历一次预考，学校根据预考的成绩划一道分数线，上线的同学可以报市里的重点高中，上不了线的同学只能报普通高中。这么做，是因为“城里重点中学的座位、老师都是有限的，学生太多学校照顾不过来”。

　　经过两轮中考的筛选，袁丽萍和另外4名同学从全班50多人当中被拔尖拔到城里的重点高中。去年夏天，她又从数千名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她小镇上1949年以后第一个考上清华的人。在清华同班的三十几名同学里和她一样来自农村的大约有4位。

　　袁丽萍是佼佼者也是幸运儿。

　　杨东平在研究中选取了北京、苏州、重庆、赤峰、兰州、菏泽等10个样本城市，调查数据显示，城市重点中学42%的入学机会被包括高中级管理层和技术人员在内的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女获得；仅有27%的入学机会由包括农民、工人、无业在内的草根阶层子女获得。张玉林在“蓝皮书”中援引了一项对湖南某电力学院2000级学生录取分数的调查，“在4大类学科16个专业中，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数高出干部子女22分。其中工科类高出干部子女26分，财经类高出30分，最高的分数差达60分。”大学、重点大学、重点大学热门专业的生源阶层及其成绩分布也呈现出类似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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