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

　　□本报驻京记者　石岩

　　教育本来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伟大武器’，糟糕的教育制度却能够成为凝固和复制阶层差距的工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

　　高中教育正成为瓶颈

　　记者：张玉林的“蓝皮书”和您主持的研究报告采用的数据和论证方法都有类似的地方，但前者的结论是“中国教育的严重不平等还将长期持续并且有可能深化”，后者的第一个结论是城乡差距有所改善；第二个结论是阶层差距正在凸现。两者似乎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判断。

　　杨东平：我们的报告着重于入学机会的城乡和阶层差别，而对入学机会的研究主要是从总量上进行考量的。从总量的角度，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的确扩大了，农村学生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与城市学生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之间的差距缩小了。

　　但在高等教育内部，农村学生仍然处于劣势，他们主要集中在地方院校和比较冷门的专业。这里我要解释的是，这是两种意义上的公平。能不能上大学是入学机会，接受怎么样的高等教育是过程的公平，理论上讲，后者已经是第二位的问题了，现在的焦点还是能不能上大学。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入学机会上城乡的差距正在改善，但是正在从宏观的、显性的不平等转化成过程的不平等。

　　记者：在中国教育经费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就似乎形成了一对矛盾。高校扩招之后的一个口号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基础教育大众化”相比，两者哪个更合理？

　　杨东平：1980年代中期，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3%左右，远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水平。1980年代末期以后，国家教委采取了控制高等教育的策略，对外的说法是“稳定规模、提高质量”，对大学生的数量采取了限制措施。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年高校入学率增长30%-49%也是非理性的。如果从1990年代初，每年稳步增长到1990年代末达到毛入学率15%左右，那是最理想的，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对基础教育造成非常大的挤压。前两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投入在三级教育中已经占到24%左右，在很多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只有15%左右。按照世界惯例，国家只包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交给社会力量，我们的情况正相反。

　　记者：您在文章里提到教育平等包括机会平等和教育质量平等两个层面，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机会的平等。那么，与中国同样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也在为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努力的国家，比如印度，有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杨东平：印度的情况没有可比性，它的扫盲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的任务现在还很艰巨，远远还没达到中国的水平。但是由于印度的中产阶级比较强大，它的高等教育质量比较优秀。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并不是都解决了，但是小学阶段我认为问题不大，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学阶段。中国这条路是一种非常规的发展，不是说先普及了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之后，再发展高等教育。而在高中教育还没有充分发育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就突然实现大众化了。现在，高中教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

　　重点中学制度成为社会分层的工具

　　记者：如果印度不是好的模板，有没有其他模板———问题与中国类似，但提出了建设性解决方案？

　　杨东平：我们在大学入学机会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中等教育的学校分化造成的：重点学校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分层的很重要的工具，优势的阶层能上重点学校，然后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现在，国内有两类重点学校，一类是所谓的百年老校，靠教育家几代的积累；另外一类是靠特殊的政策，提前招生、倾斜性的投资、倾斜性的配备师资、不择手段地把好学生网罗到自己学校里来，制造升学率。近年来，地方所谓的“创重”创出一批这样的学校。教育家的本事是把差学生转变成好学生，如果你利用特殊政策把好学生都网罗过来让他们考出好的成绩，这跟你的教育没什么关系。

　　日本和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都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促进基础教育的大众化，取消名门中学，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一视同仁，定期地在学校之间交换教师和校长。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因为少数的名牌学校就会扰乱整个基础教育的秩序，违反全民教育的功能。中国基础教育的平均化原则也已经提出了，但是在实际实施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平衡化的原则去做，还是按照以前的支持重点，加剧分化的模式。

　　记者：据我所知，重点学校的存与废在1949年之后有好几次波折，但直到今天它还依然存在，是什么支撑着它的存在？

　　杨东平：这个问题我们在大城市感受得不是很真切，但是到了中小城市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地方政府不惜代价地打造重点中学。我个人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它是地方的政绩和脸面，所以很多地方的重点中学极尽豪华之能事。去年《中国教育报》刊登了一篇专访，在参观国外中学之后，我们国家来自大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的校长一致认为，我们重点中学的硬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由此产生的高额建设费用主要还是转嫁到学生头上。但这笔债光靠收学费也是很难想象的，于是地方政府不惜高额举债，这就是我们现行体制，现在借钱的人不需要为将来还钱负责。我拼命建，建完了这是我的政绩，十年二十年之后谁来还能不能还清跟我没关系。第二，重点中学成为教育利益集团的近水楼台。在重点中学里面存在三类学生，一类是靠分数，一类是条子生，还有一类是交费生。去年我到上海浦东地区的一所重点中学去，该校的一位老师向我透露：浦东地区区政府处级以上干部的孩子都能在那里上学。重点中学的第三个功能就是成为教育利益集团创收的工具。很多地区有开放择校的政策，说是为了将择校的收入帮助薄弱学校，将择校费全部上交财政，财政再按比例返还给学校。在一些贫困地区，重点学校就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的财政来源。把公立学校变成盈利的工具，这是完全违反教育政治的

　　“小宝塔”和“放水养鱼”

　　记者：我看了您以前写的一些文章，谈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有一些反对重点中学式精英教育、实现平民教育的尝试。

　　杨东平：建国之后的前30年，尤其是在1950年代初期，新中国延续了共产党以前的平等理念，强调扩大公民子弟的教育机会。但当时的教育理念强调的是阶级内的平等，是以剥夺非劳动人民子女的教育机会为前提的。在扩大劳动人民的受教育权利的同时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受教育权利。这也是违反现代教育的基本准则的。在后来的发展中，这种平等主义发展到打击知识精英，甚至关闭大学。但是，在1970年代，中国农村高中教育的普及率曾经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尽管当时中学教育的水平很低——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学了大量政治化的东西和实用技术——尽管它是低质量、低水平的教育，但毕竟满足了大多数人受教育的需求。1990年代很多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就是当年高中普及的受益者。

　　记者：“文革”后，还有抗衡精英教育模式的尝试吗？

　　杨东平：之后就是一边倒了。当时又回到了1950年代初以追求现代化和赶超战略的国家主义目标上去——终于克服了“四人帮”的干扰，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了。尤其是在教育界，开始复制1950年代的苏联模式。经济领域在1970年代末开始反思，能不能重新回到1950年代？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重新回去，重新搞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另一部分人就已经意识到：不能再这么搞了。但是教育领域没有经历这种反思，非常简单地回到1950年代，重新搞城市中心、重点学校、升学教育那一套。在1980年代，这种现象叫“片追”——片面追求升学率，在1990年代，正式命名为应试教育。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20年没有任何制约的力量。在1990年代末，出现了新的变化，市场的因素介入进来，单一的考试标准里掺杂进权钱的成分。实际上，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时候，高考的竞争程度远比现在激烈得多，但大家没有觉得不公平，而现在入学机会比以前多了许多，但大家不公平的感受还是非常强，因为有很多人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什么保送生、定向生、特长生——更容易地获得教育机会。

　　记者：过去人们经常以集中优势力量办学、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精英模式的存在理由。现在我们没有类似的人才压力了吗？

　　杨东平：1980年代教育政策的主要思路就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在这种传统的发展观的引导下，教育出现了很多不健康的倾向。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我们的课程的深度和难度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这完全是违反教育规律，不理性的。表面看来，中国的基础教育比国外先进许多，但它是以一代人的休息、健康、娱乐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教育模式很难培养出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才。网上有一个故事，讲1978年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中国和美国互派了一个教育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在美国学校里看到学生上课自由散漫随便说话，基础训练非常薄弱，断言：20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超过美国。美国代表团在中国看到纪律严明，学习热情很高，书生朗朗，也断言：20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要超过美国。现在20年过去了。

　　记者：您似乎没有真正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要不要集中资源优先培养一部分人，跟我们怎样集中精力去培养这部分人，是两个概念。您讲的笑话只能证明方式的错误，不能证明选择的错误。

　　杨东平：所谓的集中资源培养一部分优秀人才的做法在这些年的教育实践中已经被逐渐淡化了。回想一下，1980年代大学生少年班曾经如火如荼，但是随着知识水平普遍的提高，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方式是不可能真正培养出优秀人才的。更好的选择是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均衡的、开放的成长环境，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最优秀的人才在哪个地方，是在上海还是在某个农村，但是如果大家都能享受比较均衡的教育，就有可能为优秀人才的成长创造一个前提。用俞平伯的话说就是“放水养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