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在香港选择的合作者共有两家—香港导远电脑系统有限公司和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前者是一家小公司，即使在当地也很少有人知道，但它的三个投资者吕谭平、吴礼益和张利基，都是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计算机专业、又有海外商业体验的年轻人。看上去这与柳传志麾下的老派书生正好取长补短。后来柳传志一直喜欢用“瞎子”和“瘸子”来解释他的这一选择，说自己虽然拥有足够的技术力量但却完全看不懂海外市场，三个合作者则正相反，没有技术力量但却深知国际市场的奥妙。两者相加，好比是依靠瞎子的脚力和瘸子的眼力阔步前进。这一说法在后来很多年里被广泛转述，成为他的海外战略的成功之路。但是无论是“瞎子”还是“瘸子”，都没有包括他的另外一个合作者—新技术转让公司。后者只是在公司的内部会议上才被提到。比如1988年10月10日，柳传志在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动员大会上坦率地说：“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儿。”

　　柳传志当时没有提到的是，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是国家贸促会在香港的投资，属于国家所有，在1988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其董事长正是他的父亲柳谷书。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柳谷书早年投身银行业，他所积累起的信誉和人脉都是一笔巨大的资源。63岁那年，这位老人带着80万元港币来到香港，组建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也让我们国家的专利转让事业从此进入世界市场。在以后6年里，他为这家公司赚了大约5亿元。他的能力和品格在同仁中获得极高赞誉，也是儿子心目中的榜样。很多年后父亲已经去世，儿子缅怀父亲的时候，说起自己一生中的每个重要关头都得到了父亲指引，包括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文革”时的政治选择，以及后来的放弃仕途办公司。现在我们同样可以想像，如果没有父亲从旁襄助，儿子能否下决心在香港开辟他的“海外战略”第一战场，必定还是问题。

　　我们今天回顾当时情形，至少可以肯定一个事实：柳老先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施加影响，帮助儿子获得大批贷款。这成为香港联想初期最重要的铺垫，因为当时无论柳传志还是导远公司，都没有足够信誉和实力获得香港银行业的支持。然而事情远不止如此，父亲还把儿子介绍给香港商界。诸如衣着、举止、言谈之类的社交礼仪，儿子也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有件小事最好地表明，这些礼仪风范虽然属于无形，但在柳传志日后的成长中拥有巨大价值。柳传志有一次跟随父亲去拜见一位商界人物，在约定时间之前5分钟到达，父亲宁可在外面等待也不肯提前进门。柳传志一向拥有严格的时间观念，甚至还在公司里面制定了“开会迟到即罚站一分钟”的纪律，无人能够例外，公司很多高级经理都有过迟到被罚的记录。但是直到这一天，他才第一次懂得，在社交场合，提前到达和迟到一样，都是没有礼貌的行为。

　　柳传志决定将新公司命名为“香港联想”，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个名字实在太长，是公司早期“拉大旗做虎皮”的产物，尽管后来改成“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还是不好，既没有想像力，又不能朗朗上口。而“联想”这名字已经借助汉卡的名声传扬到全国。所以柳传志在那几个月里总是念叨：“咱们改成联想集团吧。”“联想”由产品的功能而为产品的品牌，现在又用做香港公司的名称，同时也意味着

　　“北京联想”呼之欲出。

　　柳传志与两个合作者达成协议，各自投资30万港元作为新公司的资本，并且拥有同等的股权，以及同等的责任和利益。吕谭平成为新公司的总经理，而柳传志则是董事长。实际上，父亲和儿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联手，所以，柳传志对这家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公司花了78万港币在太古城买到一处80平方米的旧公寓，让留在香港的全体北京人搬了进去。倪光南、柳传志、张祖祥全都住在这里，房间不够用了就在小过厅的地板上铺条毯子过夜。很多年后香港联想壮大起来，吕谭平也大发其财，资产亿万。有人怒气冲冲地说此人原本不过是个小商人，拿着30万元来和联想结盟，如今成了亿万巨富，不仅有豪宅名车，还有价值2 000万元的游艇以及市值35亿港元的联想股票，无非仰仗联想的国有资产，坐收渔利。网络上有个“中国思维论坛”，为此发表文章说，柳传志“用国有资产给外商准备的必胜客‘洋馅饼’，十辈子也吃不完”。这都是2004年的观点了。如果我们回到1988年春天，看到香港联想的嗷嗷待哺，就会相信当时柳传志放在里面的国有资产并不比“香港小商人”的私有资产更多。他们购买太古城里那间狭小公寓的时候，还是向吕谭平借了18万港元，才将房子首期款付清。

　　十几年后联想拥有100多亿元资产，市值数百亿港元，难免树大招风，但在1988年这一行人在香港开创事业的那些日子，大致上就是1984年的“小平房时代”的复归，人人都被贫穷笼罩着。香港的公共汽车票价1元，有轨电车就更便宜，只有6毛，可是柳传志和这一行人出门总是步行，不肯坐车，不敢在住处招待客人。为了保持尊严和富有的形象，约人会谈的时候就临时租个宾馆房间，谈判结束立即退房回到自己的陋室。如果是应邀赴约，那就先走到人家住的酒店附近，再坐上出租汽车开到门前。有段时间甘鸿就这么陪着柳传志每天步行在香港街头，碰到外人还要装成个秘书的样子给他提包，让柳传志觉得特别愧疚。几年之后公司兴旺起来，柳传志在心里发下弘愿：一定让老甘回来看看。后来果然有了这个机会：老甘要到香港出差了。柳传志高兴极了，给老甘写信说一定要亲自到机场来接他。不料老甘在北京登机之前突然得了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拣回一条命来，从此得了半身不遂，再也没能到香港去。这成了柳的一块心病，日子越久就越是沉重。在1999年7月20日公司的一次会议上，年轻的员工听他谈论公司昔日甘苦，有人问道：“柳总，你在功成名就之后还有什么心愿？”

　　“要问我还有什么心愿，那就是陪老甘去一趟香港。我想……我想让老甘去看看……看看我们香港的公司是什么样子，让他享受一下自己开创的事业。”

　　柳传志哽咽起来，语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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