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后游学美国。2000年，他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然而，由于受不了学术行政化的羁绊，他“不想再玩下去了”。日前，有消息说，陈丹青已经向校方辞职。(3月24日《重庆晨报》)

　　这个事件体现了我国研究生招生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我们的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制度缺乏灵活性，存在不少弊端，在形式的公平背后掩盖了实质的不公平。它首先表现在高校招生制度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层次人才选拔的差别，本科生与研究生区别不大，博士生和硕士生也区别不大，基本上(除了比例不大的委培、定向与论文博士等)都采取统一考试并依据考分高低进行录取的原则。虽然研究生招生可能相对灵活一些，但是这个灵活性是非常有限的。

　　这种单一化的人才选择标准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不同层次人才的差别。一般而言，越是高层次的人才就越不能通过机械的统一考试方式，进行评估与选择，更不宜于机械依据分数高低进行录取。越是高深的知识就越具有专业特殊性，很难通过普遍的量化标准衡量。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导师通过非机械考试的方式，获得对学生的个别了解。

　　因此，即使为了防止研究生招生的非规范化而保留统一考试，也必须给予导师以更大的灵活性。但研究生招生中的分数线，无论单科还是总分，都规定得很死。这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违背了人文艺术教育的特殊性，比如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我们很难通过统一考试的方式对艺术家的艺术天赋进行测试，否则就会出现陈先生说的现象：“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不用说在创作领域，就是在研究领域，人文艺术领域都更加需要个人的才气、性情、感受力和创造力，但人文艺术学科的考试制度却是高度机械化、自然科学化、数字化的。

　　二是大大限制了导师的主动性与决策权。研究生录取时，招生办公室或研究生院(部)虽然会给导师一定的选择性，比如招2名学生给4个考生的资料，但是这4个学生必须达到分数线(包括单科和总分)以上，分数线以下基本不可能入围，而且即使在这四个候选人中，如果导师决定录取第四名而不是第一名，也必须有“充分的理由”，甚至要写出书面的材料。这种严密防范的措施体现了对导师的极度不信任。

　　招生制度的弊端还突出表现在：在对于外语的要求上，学科与学科之间、考生与考生之间没有区别对待。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语的要求还有较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古代汉语等学科的研究生在外语的要求上要灵活一些)，越是到今天就越是死板，不管是英语专业还是古代汉语古代文献专业，外语成绩成了不可动摇的门槛，成了许多专业非常优秀的考生一再遭遇的“滑铁卢”。除了陈先生的例子外，专业非常好的考生因为外语不过关而名落孙山的情况极为普遍。

　　这一切综合起来，可以归结为不能真正作到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科学不等于机械尊重考试，尊重人才不是机械地看成绩，真正的公平也不是机械地依据分数录取。当然，如果打破研究生考试和招生中的机械化僵化倾向，可能会导致腐败的问题，因为灵活性的增加必然伴随风险的增加，导师的自主性的增加可能会同时伴随导师的以权谋私的机会的增加。实际上，我们的这些机械的招生和录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限制导师滥用职权的。

　　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应该是通过另外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措施应该是既能够有效防止导师腐败，又能够尊重导师自主性、尊重高层次人才选择的特殊性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