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和一位大姐小聚。她是博导，刚过60岁，就主动要求停止招生。我问是不是制度规定，她说，是我不想带了，你不知道现在的学生，连像样的论文也写不出来，又不能不给学位，太累了。我说，向你推荐一个人才，于是提起某杂志刚发表的一篇文章。她说，看过，有才华。我说，作者今年32岁，正想考博士，让他考你们院的博士怎么样？她说，不知外语怎么样？我知道，外语不是这位考生的强项。她即使想成人之美，恐怕未必能如愿。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关口。已经有人写文章说当今硕士教育是“本科化”，博士研究生学术水准也大幅下滑。对于这种局面，站出来公开说“不”的教授却不是很多。前几年，周瑞金受聘担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投了反对票，受到社会称赞。邓晓芒不满学校要求博士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否则不授予学位的规定，辞去博导职务，也令人刮目相看。与他们相比，陈丹青对现行制度的批判，可能涉及的是更重要的问题。

　　有人批评研究生扩招速度太快，以至于一个导师指导几十个学生，一个茶壶配几十个茶杯。这几年研究生教育扩张的速度，可能已经大大超过了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限度。

　　但我觉得，与师生比例问题相比，研究生考试制度和选拔标准的不合理，更为致命。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本来是高级研究人才，选才往往比指导更重要。但现在的选拔标准是，政治、外语第一，专业反而甩到后面；政治、外语是硬标准，专业反而成了软标准。

　　有的学生既无学术研究的潜质，又无学术研究的兴趣，考博士纯粹是为了拿文凭。对这样的学生，就是一把茶壶配一个茶杯，也难以造就。而那些真正具有学术才华的学生，导师只要能把他选进来，指导并不费力。即使一把茶壶多配几个茶杯，照样成才。

　　回想1978年，“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刚恢复研究生教育，第一次招生时外语分只是参考。像陈丹青这样外语零分被录取的研究生不止一个。历史已经证明，头几届研究生的质量可能是最高的，在许多领域都被称为“黄埔一期”、“黄埔二期”。虽然当时只有硕士生而无博士生，但整体水准远在当今博士生之上。有许多破格招生的佳话，至今仍是美谈。

　　后来，研究生招考制度越来越严格，也似乎越变越僵化。

　　当时许多名家的学术传承，都是二世而亡，三代名家的例子至今我好像还没有见到。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外语统考把一些优秀人才挡在了研究生院的大门之外。而有关部门面对这种状况，似乎没有采取很大的动作来改变。

　　我认为，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制度，即使一时不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也应当有所改良，给那些专业优秀而外语不行的偏科人才开辟特殊通道。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偏才永远多于全才。招收一批学历不完整、外语不过关，但在专业领域已经显示出才华、取得了成就的博士生，或许能对当今博士学术质量下滑的趋势稍有弥补。而堵塞了偏才的通道，看起来只是伤害了少数人，其实也伤害了教育本身。

　　当然，考虑到现实问题，为了避免某些人利用特殊通道舞弊，照顾外语和专业都不行的熟人，可以在招收偏科人才时，实行“阳光政策”，将证明他们专业才能的著作、论文、作品或其他形式的成果公开，接受专业同行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文/北京学者 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