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还有很多媒体报道：在全国的许多中小学校，“四书五经”又重新走进课堂，成为一门要求学生熟读、背诵的课程。据说，北京目前已有25所学校开展“读经”活动。广州市的“五一”小学等学校，早在1998年就试行“读经”，石家庄市的草场街小学和裕华路小学等学校一年前就开设了“经典诵读”的课程。山东曲阜办起了

　　“诵经”班，挑选入学儿童中的聪慧者，进行专门教育，执教者是国学功底深厚的七八十岁的老先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两千万孩子投入到了这场“读经”运动。

　　其实，所谓“读经运动”，实在是一种老把戏。只要回望一下中国的教育史，就不难知道旧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读经教育”。这种“经典惟上”成为教育的单一项目，不仅知识传播有限，而且让学生“食而不化”，不断耗费学生精力的同时也让其丧失学习的兴趣。因此，早在1912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就主张废除了小学“读经科”，将延续了若干世纪的经典教育清除出国民教育体系。

　　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读经运动在一些好事者的倡导下，又再掀热潮。直面这一复古趋势，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果敢地速起予以严厉的批判。他们对“读经运动”的批判，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经之不应读，二是经之不可读。“经”之所以不应读，是因为其中所宣扬的许多思想观念，已十分不适合现代生活，甚至与现代生活水火不容，或者说，“经”中的核心理念，是从根本上违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的。

　　“经”之所以不可读，则因为经其实是不可甚解的。王国维说《尚书》他不能懂的有十分之五，《诗经》不能懂的有十分之一二，并说历代解经的“大师”，也是“强为之说”，并没有人把经真正读懂的。胡适则说《尚书》不能懂的远不止一半，《诗经》不能懂的也达十分之三四，连《论语》、《孟子》这样最平易的“经”，不能甚解者也有十之一二。至于今日提倡读“经”的台湾学者王财贵、内地才子蒋庆先生一干人，解“经”的能力应该远不能望王国维、胡适项背吧。连王国维、胡适都感觉难懂的东西，却让满身乳臭的稚子去读，岂不是拿孩子们穷开心吗？！

　　无可疑问，我们今天需要的是适度的“经典训练”，而非“读经运动”。即便是“经典训练”，也只是在初、高中以上的教育中适当进行。而在少儿中进行“读经教育”纯属多此一举，完全没有必要。毕竟少儿识字不多，理解能力有限，“读经”只会因噎废食和囫囵吞枣，不仅增加少儿的精神负担，甚至还有可能使少儿的身心受到压抑和摧残。(文：赵乾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