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梅

　　3月26日是北京市教委全面叫停中小学各类收费辅导后的第一个周末，记者暗访发现，不少孩子依然在“上班”，个别学校将补课班迁址，应对检查(《北京青年报》3月27日)。类似情形在其他地方同样存在，来自宁波的消息说，不少小学生仍热衷学“奥数”，“奥数”辅导班大有市场(宁波新闻网3月27日)。

　　对许多学生家长而言，叫停奥数班之类，也许不是个好主意。包括奥数在内的一些学科竞赛和特长选拔，是孩子进入好学校必经的关口，而且是相对比较公平透明的“凭本事”的较量。这种需求，决定了各类收费辅导班的禁而不止。

　　以北京为例。目前进入好中学的考试选拔中，必考科目一是数学(华数、奥数)，二是英语(包括口语)。华数、奥数并非小学课程，英语考试的难度也远高于大纲要求，不上各类辅导班，想进好学校几乎不可能。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入学考试不能与奥赛挂钩，但多数学校依然我行我素———毕竟，好学校有限，“僧多粥少”。

　　教育资源相对比较充足的北京，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可想而知。以前，在谈及学生负担过重时，都将原因归结于高考竞争的压力，以为扩大招生规模，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北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达52%以上，在全国遥遥领先，上大学容易了，应试竞争却随愈演愈烈，为什么？

　　根本原因在于，以重点学校为代表的精英教育模式，已经成为主流价值观，好中学———好大学———好前途的既定路径，成为孩子们的惟一选择。

　　社会学者张玉林一本新书里谈到：“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它是一种双重的二元教育制度。其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

　　这是一种标准的“金字塔”结构，以普通学校为塔基，展开层层竞争，最终到达塔尖，淘汰的过程，就是以升学教育为目标，选拔和培养少数“尖子”的精英教育过程。精英教育模式，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其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在其形成之初，并不具有绝对优势，以“集体办学”为代表的平民教育，一直与之并存并对其形成制约。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重点中学制度(1990年代中期，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被明令废止，但重点高中以及各类中小学示范学校、星级学校、奥校等普遍存在)得以强化，诸多人为因素，使得精英教育在与平民教育的抗衡中胜出，并以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存在。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向重点学校的倾斜过程中，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还只是表面现象，由于精英教育理念所导致的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已经造成了实质上的社会不公，并由此而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学者杨东平在对北京、苏州等10城市调查后发现，城市重点中学42%的入学机会被包括高中级管理层和技术人员在内的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女获得；仅有27%的入学机会由包括农民、工人、无业在内的草根阶层子女获得。也就是说，现有“精英阶层”的孩子，成为“精英教育”的最大受益者。

　　精英教育，考虑的是效率———培养少数拔尖者，而非公平———让每个人平等享受教育，其结果是少数人获益。而如果选拔的机制本身又不公平，那么站在“塔尖”的未必是最优者，牺牲的却一定是大多数人。显然，这不是一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