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自认为对擦玻璃很在行，小时候学雷锋干得多了，湿抹布胡噜几把，再用报纸一通猛擦，三下五除二，简单又省力，无论多脏的玻璃在几分钟之内便干干净净了。可是到了夫人这里，一切都行不通了。夫人不让用报纸擦玻璃，认为这破坏了环境，在德国，旧报纸必须送到指定的垃圾箱，以便回收。我觉得，擦过玻璃的报纸一样可以回收，但夫人不这样看。德国人干什么都离不开两个雷打不动的前提：第一是程序，第二是工具，什么程序必用什么工具，什么工具必配什么程序，不得有丝毫变通。那天，在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工具面前，夫人连说带比划给我上课，“教导”这位中国“擦玻璃专家”如何擦德国玻璃。一堂冗长泛味的专业课下来，我对德国擦玻璃的四道工序有了大致的了解。第一道是“粗加工”，其工具是一种厚厚的、海锦状的方形抹布，用它沾上清水先将玻璃从上至下，自左而右擦三遍；第二道是“精加工”，必备工具是专门擦玻璃的洗涤剂和人造麂皮，操作要领是，用饱吸洗涤剂的麂皮擦得玻璃的每个角落都堆满白色泡沫；第三道工序是“水加工”，用加了酒精的清水将所有泡沫全部彻底清洗干净；最后一道工序或许可以叫“深加工”，用一种专门生产的吸水性很强的干爽白布，把玻璃大擦特擦，直擦得你头昏脑涨为止。

　　起初，我满腹牢骚，但是后来在与玻璃一次次的鏖战中，却渐渐领悟了一些道理:为什么“西门子”饮誉全球，为什么“奔驰”到处奔驰，为什么大众喜爱“大众”？菲舍尔夫人的擦玻璃哲学虽有机械主义、形式主义、唯工具论之嫌，但是在她那“小题大作”之中，却隐含着一种我们天天讲，人家却在默默做的日尔曼民族精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第一次去过以后，菲舍尔夫人对我挺满意，马上约好了下次去的时间。一般是半个月做一次，我总是抽出空准时去。

　　很快我发现，菲舍尔夫人家里只有她和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儿，再无别人了。我想：她丈夫呢？其他孩子呢？当然我不会去问菲舍尔夫人，因为每人家里的事情，谁愿意告诉一个陌生人。倒是菲舍尔夫人主动开口了。

　　记得那是第三次去她家，菲舍尔夫人和我一起擦小客厅的玻璃，并谈起了她的小女儿——年仅10岁的苏姗娜。苏姗娜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我几乎没听她说过话。她长得很漂亮，金色的长发披在肩上，眼睛是蔚蓝色的。她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活泼开朗，而是有着小公主一般的高傲，她的房间从来关着门，不让别人进，连她妈妈要进也得先敲门。每次我去干活时，她都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偶尔出来见到我，不过点点头。菲舍尔夫人很宠着苏姗娜，百依百顺的。那天菲舍尔夫人告诉我，苏姗娜上边有四个哥哥，她是惟一的女儿。“原来是独生女，又是最小的，难怪受宠。”我这样想。她的几个哥哥都长大自己单独过了。有一天，菲舍尔夫人把我领进厨房指着挂在墙上的一个大镜框，里面有很多照片，她一一告诉我，哪几个是她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当指到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时，菲舍尔夫人说:“这是我的二儿子，已经死了，8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说着菲舍尔夫人的眼圈红了，她赶紧把话岔开，指着另一个男孩子说这是她的三儿子，现在在另一个城市上大学。“孩子们平时不回家，但是到了节日就都回来全家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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