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首先是一所大学，否则为什么不办成研究院所？既然是大学，就必须将大学生、研究生的教学放在重要位置，研究也必须与教学结合，让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尽早进入研究领域，培养出更多研究型人才。当然，在学校内部可以有分工，院系以教学为主，研究所以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为主，教师和研究人员同样可以有所分工。

　　上海交通大学讲师晏才宏的病逝，不仅令成千感受过他崇高师德的学生痛惜，也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只讲课的教师在大学应该有什么地位？

　　本来这不是一个问题。大学老师的本职是讲课，中国以往的名教授都讲过课，当年的孔夫子到老都没有离开讲坛，如今世界名大学的名教授也没有不上课的。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要办成研究型大学，于是科研的地位越来越高，教学的地位则每况愈下。且不说中国是否需要那么多研究型大学，也不说那么多自称已经是或将要是的研究型大学中有几个真正够得上标准，就算真建成了研究型大学，学校还需要不需要只讲课的教师？他们应该有什么地位？

　　我以为，研究型大学首先是一所大学，否则为什么不办成研究院所？既然是大学，就必须将大学生、研究生的教学放在重要位置，研究也必须与教学结合，让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尽早进入研究领域，培养出更多研究型人才。当然，在学校内部可以有分工，院系以教学为主，研究所以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为主，教师和研究人员同样可以有所分工。

　　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学校自不量力，或急于求成，或急功近利，巴不得马上办成研究型大学，因此片面强调科研特色，任意抬高科研的地位，教学不仅相形见绌，连基本地位都保不住了。我认识的几位校长级人物私下都坦承，多年来校长们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教学工作(应付检查评估例外)。而在评价科研水平的指标中，最具“操作性”的就是论文数量、特别是SCI刊登的论文数量，获得哪一类、何等奖项，获得何项、多少钱的科研经费。于是这就成了提升职称的硬指标。大多数大学都规定，只有在某类等级的刊物上发表过多少篇论文或出版过多少部专著、获得过哪一等、哪一级奖项，或者获得哪一类基金、多少钱的经费，才具有申报晋申某类职称的资格。像晏才宏这样一直讲课而未发表论著，或者没有达到规定的指标的教师，自然只能以讲师终老。这种对论文的盲目崇拜已经波及社会各界，以至连幼儿园教师评称职也得交论文.

　　职称的泛滥和贬值也使各种矛盾更加尖锐。本来，教授只是教师中的少数甚至个别，一位大学教师以讲师身份退休并不丢脸，而现在教授(甚至博导)已成为所有教师的目标，退休时还是副教授就觉得不正常。有几年还专门设计了一种“名片教授”，供提不上教授的人对外使用。另有“提退”的安排，让临退休的副教授能体面地离岗，却不会有什么实惠。校长级人物都是教授不用说，连保卫处长、餐饮中心主任也要弄个副教授，另有德育教授、管理教授、教授级政工师、教授级巡视员。在这种情况下，难怪学生要对晏老师只当讲师感到无法理解了。

　　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要真正办好研究型大学，包括限制数量，提高质量，完善学校内部的分工，理顺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二是使职称回归到本来意义和应有的地位。比如说在研究型大学中，教授应该是具备教学与科研两方面成就，并承担两方面任务的教师，应该有相对稳定的岗位和数量。只承担教学的教师可以另定系列，或者称为讲师，可分不同等级。只承担科研的教师可定为不同等级的研究员。资深的、贡献大的讲师和研究员也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享受类似教授的待遇。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晏才宏的际遇就不会重现。(作者：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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