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考研论坛”上有帖子称，北大法学院教授陈瑞华在课堂上公然侮辱自考生——“北大鄙视你们！堂堂北大法学院的研究生考试，竟然使大量自考生进入复试，而把我们北大自己这么优秀的学生拒之门外，这真是法学院的悲哀、北大的失败！”而陈只承认，讲过类似“大量自考生进入复试，是法学院的悲哀、北大的失败”的话。(据4月14日《新京报》报道)

　　到底是不是“北大的失败”呢？事实胜于雄辩，我只想谈谈北大与“自考生”的渊源。北大成为一所具有现代性的大学，肇始自蔡元培先生1917年开始的改革；而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尽管作为维新变法的产物，但学生还是以达官贵人、士绅子弟为主——入其门墙，是要论资格和出身的。

　　但蔡先生通过一系列改革，不仅使本为公共资源的高等教育惠及到广大贫寒子弟，更主张“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除开办校役班、平民夜校之外，并面向社会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和选科生，而其中的优秀者还可转为正式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也就是说，对“自考生”的接纳和欢迎，是曾形成制度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当年就受惠于此，蔡先生致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的书函可为明证：“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 。

　　这样，北大的学生，当年就归为三类：正式生；办了手续的旁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大摇大摆跑来听课的旁听生，所谓“偷听生”。这后二者，无疑就类同于今之“自考生”，是以自学为主的。而其中，也涌现出了大量文化精英：如王兰(北大首开女禁促成者)、成舍我(报人)、孙伏园(报人)、许钦文(小说家)，沈从文(小说家)、丁玲(小说家)、柔石(小说家)、冯雪峰(文艺理论家)、曹靖华(翻译家)、胡也频(诗人)、金克木(学者)，等等，可谓举不胜举。不仅北大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同时，北大的一些硕学鸿儒，不仅没有鄙视，相反还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关怀和扶持，如陈独秀之于成舍我、李大钊之于曹靖华、周作人之于孙伏园、郁达夫之于沈从文……而这些人，有的后来还回到了北大执掌教席，如曹靖华50年代出任北大俄文系主任，金克木成为上世纪末北大赫赫有名的“未明湖三老”(另二老为季羡林先生、张中行先生)——这些名字，不仅没成为北大的“悲哀”和“失败”，相反，更是北大的“骄傲”和“成功”！

　　如果陈瑞华真的对自考生“侮辱”了，那么，就不仅仅是对自己教授身份的侮辱，更是对北大优良传统的背叛，对大学兼容并包、自由、开放精神的背叛！因为大学，不仅仅是教育机关、学术机关，更肩负着提高国民素质的重任。

　　大学大学，毋忘大学之“大”！ (作者：易水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