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广州绝大多数名校不约而同地采取停办初中，改办民办实验学校的“改革”举措，面向全省招生。当初名校停办初中的原因是为了“更充分地利用重点校资源优势办示范高中”，以及缓解高中入学压力和择校压力等。但在教育史上对初、高中教育的分离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因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需要较长周期，学段时间过短不利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从教育连续性、均衡性等方面考虑，一刀切地让重点中学停办初中也许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与此同时，名校停办初中所引发的社会负面效应却一再显现：名校停办初中，并没有使对优质初中教育的需求消失。这种强烈的需求一定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名校变相办学的所谓“民办实验学校”也就应运而生。优质初中教育的供不应求使得这些“民办实验学校”待价而沽、教育收费水涨船高。并且这种缺乏监督、体制混乱的办学模式也导致一系列教育公平问题随之而来。
广州市政协专题调查发现，广州地区已经有30余所公办中小学名校下海办民校、民班；广州市将近半数民校与公办名校有合资、合作关系。不独广州，全国各地几乎所有重点中学均纷纷以办“分校”、“联合办学”和“名校带民校”为名，大量招收高收费生。这类初中收费高达每年1.3万至1.5万元，有的学校甚至要一次性交4.5万元。面对民办实验学校高昂的初中学费，家长的说法是“不舍得也得舍得”！据《羊城晚报》4月24日报道，2005年升学考试中有3500人争考广雅实验学校约280个学位，1000余人争考广附实验学校约160个学位，竞争异常激烈。
实际上，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主要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财政上给予了大量的投入；二是因为这种政策性的倾斜集中了优秀的教师资源；三是生源质量高。换句话说，公办名校主要是依靠国家的扶持、纳税人的钱而成长壮大的。而由这些名校办的所谓“民校”，不过是依赖公办名校的资源而生存的。如某重点中学领导所言：政府要求初、高中分离，学校将停办初中，正好把初中部资源转移到民办学校中去。这无形中造成了国家和纳税人所投入的、属于全社会的资源，被少数人以“民办初中”的名义加以利用、大肆敛财。其结果是教育悖离了机会均等原则，形成潜在的腐败。这种明显的教育不公使大批贫困的优秀学生因为付不起学费而被名校拒于门外，人才的潜在损失难以估计。更为严重的是，当一个国家的学校蜕变为一种逐利机构时，这个国家能够给予它的公民的精神产品、道德规范也就相应贬值了。
所谓教育不公，并不是学校一家所造成的，自相矛盾的教育管理体制应该为此承担大部分责任。目前我国的小学升初中模式实际上执行的是“双轨制”升(入)学机制：一方面用强制就近入学、电脑派位来对待普通学生；另一方面又通过财政投入、考核评比，把公办学校分成三六九等，来满足少数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占用。这种管理体制上的矛盾是与教育特别是公办教育的功能绝不相容的——公办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国家福利，它与名校的精英教育本来就承担着不同的使命，把这两者硬拉到一起，必然会有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国家教育资源之所以仅为少数人服务，是因为教育资源本身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教育管理部门、名校、名校所办的“民校”、接近权力中心的少数家长是其主体，所谓教育改革，对这些群体的利益倾向是相当明显的。而作为负担了公办教育绝大部分费用的普通家长、学生则对教育改革如何进行并无半点发言权。交了钱、纳了税，还要被自己养活的学校呼来喝去，恐怕是中国大多数家长共同的悲哀吧。
教育要树立长远的眼光，就要打破相关利益集团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和对教育机制的掌控，使之服务于更多的人群。如“公办名校”这种用多数人的资源为少数人服务的体制早就应该取消。公办名校的无形资产可以通过真实的转制(而不是现在这种产权不清的“名校办民校”)，兑换为有形的财富由社会经营。这样既保持了名校积累多年的教育资源不至于浪费掉，又可将兑换后的有形财富广泛投资于其他公办学校，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公办教育的覆盖面和水平。(作者唐昊 供职于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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