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少年杀手的“杀”声不时地震撼着人们的耳鼓，随之而来的则是社会各界的深刻反思与追问。当然，追问与反思是必要的，但看了不少大同小异的反思之后，忽然有了一种深深的忧虑甚至是恐惧——这些反思大都把少年杀手的形成完全归结于整个社会教育，进而将我们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全盘否定。

　　笔者不妨举一例佐证：济南市15岁的少女小付近日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济南市历城区 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小付是济南市某镇中学初三学生，因同桌小刘经常为一些小事谩骂她、欺侮她，便在厕所里，用事先准备好的菜刀砍向小刘，致使小刘身中20多刀，当场死亡。(5月5日《新京报》)这本来只是一例个案，但却有人将其完全归结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败笔”。在这篇题为《花季少女缘何成了杀人恶魔？》(5月7日《红辣椒评论》)，作者高福生先生探究了少年杀手形成的三个原因：一、不少学校教育“把人教得像机器”“德育教育成了摆设”；二、暴露了家庭教育的严重缺位；三，与不良社会环境熏染有关。

　　对于高先生的观点我们并不陌生，这也是当前关于少年杀手形成根源的主流舆论。在此，笔者不否认少年杀手的形成与学校教育有关，但也并不赞同拿个案全盘否定当前教育模式的做法。毕竟，教育过程的完成需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教育方，一个是受教育方。少年杀手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在于受教育方，而不能一味地拿教育方问责，淡化了少年杀手自身的责任。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而类似于高先生的舆论似乎形成了一种误区：只要出现了少年杀手，就一致把责任归结为教育不力上。殊不知，教育也不是万能的，在教育者实施教育行为时，受教育者有责任和义务认真接受并实施，否则，仅凭教育方的单方面努力，显然无法使教育达到较好的效果。其实不难想象，在相同的教育模式下，为什么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善待自己、善待他人，而惟独小付会因一点小事就拿刀杀人呢？显然，内因是决定因素。

　　再说，一两个少年杀手能代表全体青少年吗？高先生等又凭什么拿小付这样的一两个少年杀手，就认为“不少学校教育‘把人教得像机器’”，就全盘否定学校教育呢？俗话说，存在即合理。虽然说有些教育模式已经不太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需要，但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改革过程，而不能一棒子打死。再说，受教育方也不可避免地要存在良莠不齐的想象，教育不可能使他们的综合素质在短期内全都达到某种程度。即便是大教育家孔子，他主张因材施教，一生中弟子3000，集大成者也才只有72位。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成材，而这个“尽可能”永远都不能达到100%。所以，偶尔出现一两个少年杀手也是很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至于案情，法律自有公断。我们没有权力把扳子打到一方的屁股上。

　　笔者以为，面对少年杀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引导学生直面现实，从自身找原因，告诉他们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公正的，相互之间应该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而不是盲目地问责现代教育模式，加深他们对现代教育制度的仇视。对于青少年而言，也应该学会珍惜生命，自觉完善自己的人格，让自己逐渐适应社会，而不是一味地怨天尤人，让社会适应自己。毕竟，作为未来的接班人，他们也应该从小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作者：刘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