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创东

　　近日，香港实业家李嘉诚先生向香港大学捐款10亿港币，成为亚洲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教育捐助。笔者作为香港大学的一名校友，闻此佳讯，当然为母校而欣喜。捐资助学，善莫大焉。人们往往更多注意的是李先生本人的善举，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之所以能够玉成此事，同时也得益于香港大学建立了一套富有成效的教育募捐机制。

　　在利用政府投资的同时，积极争取社会力量的资助，乃是香港大学办学的一大特色。近年来，随着港府教育拨款流向在香港8所高校之间有所微调，香港大学更加注重从社会上募集经费。事实上，社会捐助在港大的全部经费来源中，已占相当比例。笔者在香港求学时，亲身感受了港大教育募捐机制强大的柔性“威力”。试以对校友的募捐为例。

　　第一，认真对待在校学生。对于一所学校来说，这一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表面上看与教育募捐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正是“募捐攻心”的基本前提，个中道理很简单：若不能认真对待学生，如何期望“以心换心”？谈到这里，可能内地高校的一些同仁会提出质疑：我们也是这么要求的呀！可是，尽管形式上要求如此，实际做法并不一定如此；即使做法如此，认真的程度可能也有差距。试举一例，以资对比：笔者毕业前夕要提交论文，但由于身处北京，在时间和空间上均有困难，焦急中竟惊喜得知，港大允许海外学生通过电子邮件提交论文，由学校负责从网上下载并免费打印，形成论文正本。然而在内地高校，学位论文通常要由学生自费打印整齐，甚至明确要求必须装订成书册。岂不知，对于各种社会资源还不多的在校学生，这要带来多少麻烦，而这种形式上的要求除了方便学校之外，对论文本身的质量又有多少实际意义？相比较而言，一个是“一切方便了学生”，另一个是“一切方便了学校”。内地高教界，招生承诺不兑现、侵犯学生权益的事例近来常见诸报章，讲得重一点，如果学校屡伤学生之心，何谈日后“反哺”母校？

　　第二，认真对待毕业校友。在普通人的理解中，学校关注的对象一般限于在校学生。毕业离校，各走各路。笔者当年赴港读书时，多方奔走托人，费了不少周折，才从内地的本科母校中开据出成绩和学历证明资料，事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们某些学校似乎相当漠视已毕业离校的学生。但在香港大学，情况则截然不同。港大对于学生在校期间的教育经历终身负责，谁在那里接受过某项教育，学校便为此全程负责，不论学生是否在校还是已经踏上社会。例如，如果毕业生当时不便领取学位证书，港大将为其免费保留5年，在此期间，毕业生可以随时亲自或者书面委托他人代领。毕业生在进一步深造或者就业时，如果需要由校方出据学历证明资料，港大则有专人代为办理，毕业生只需提出申请并交纳少量的手续费即可。最为笔者感慨的是，对于没有出席学位授予典礼的毕业生，港大还专门致函提醒：如果毕业生需要拍照留念，港大可以为其提供学位服，以补偿“没有亲临现场，未能穿学位服”之憾。校方考虑如此周到，笔者始料未及。润物无声，面对如此真诚的举动，难怪历届校友在港大的捐助者中，向来占有绝对比重。

　　第三，认真对待捐助者。每年的开学和毕业典礼中，港大会邀请捐助者出席致词，这样既充分尊重和承认了捐助者的善举，又有效地引导和激励了在校学生以捐助者为榜样，发奋读书，在力所能及的时候，通过各种途径“反哺”母校。更重要的是，许多捐助者都是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他们对所在领域的最新动态以及知识教育的重点方向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咨询和听取他们的建议，对学校、学科和学生的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笔者在港大法学院读书时，香港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是法学院的两大赞助机构。法学院在招生计划、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方面，很注意听取这两家法律实务团体的意见。根据专业要求和社会需要，法学院会及时调整招生数量，确保人尽其才，防止盲目“扩招”，避免出现教学培养和人才资源的局部过剩而导致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众所周知，香港的法律专业虽是热门，但在那里，很少出现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咨询捐助者”的良性机制。

　　第四，不废小流故以成江海。笔者相信，愿意赞助教育的善良人士很多，但可能各人财力有所不同，但此种真诚的愿望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均值得鼓励。近年来，港大推行了一项旨在广泛动员各界人士的“芥菜籽”行动，少至不足50港币，上至超过5万港币，不论金额多少，一律开门接纳，保证财力再小的捐助者，只要愿意有善举，都有表达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种平等开放的态度极大地鼓励了众多的捐助者。谁敢保证，今天认捐20港币的普通人，明天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李嘉诚”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芥菜籽”行动与其说是广结善缘，还不如说是培养了一批潜在的巨额捐助者。

　　在我们内地，一方面，教育支出超过了房产支出，成为居民支出最大的项目，很多人渐已不堪此重负；另一方面，国家拨款有限，在许多公开场合，大学校长常有“巧妇难为少米炊”之怨。同时，从这几年媒体公布的“慈善家排行榜”，我们可以看到，确有一些人愿意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所以，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把各方面的需求对接起来，充分发挥学校与捐助者两方面的积极性，应当对此进行有益的思考和探索。先富起来的阶层能否像李嘉诚先生那样古道热肠，终归要由富人们自己定夺，别人不好过多置喙；但是，如何创造一个社会名流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愿意为高等教育事业慷慨解囊的环境，这应当成为大学校长们多动脑筋的事情。也许，香港大学的做法，可以给我们一些“攻玉”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