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报道的一件事情涉及到学术论文，其中的一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也使我要站出来替学术论文鸣不平。上海交通大学一位名叫晏才宏的普通教师今年3月12日死于肺癌。这位老师直到去世，职称还只是个讲师，但他的育人态度和教学水平却深受广大学生赞誉。他去世后的短短三天里，学生们就在网上发表了上千篇文章悼念他，同学们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晏才宏老师确实是一位值得我们敬仰的优秀人民教师，他的教书育人事迹非常感人，我们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我们感谢媒体宣传晏才宏老师的感人事迹、优秀教学方法，并把这些作为报道的重点。但是，媒体在书写这位优秀教师的时候，却把关注的焦点和新闻的挖掘点放在这位老师“由于没有学术论文，去世时还仅仅是一个讲师”上。回想这几年来有关学术论文的报道，总给人一种好像学术论文是“万恶之源”的感觉。我不清楚晏老师没有发表学术论文的真实原因，他没有评上副教授、教授也有许多高校在制订教师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上值得我们真正反思的问题。但是，在他的去世以及职称评定问题上，学术论文本身是无辜的，是没有“罪”的。我们不能为没有来过世上的“孩子”鸣冤，不应该把有没有学术论文当成新闻炒作的“由头”，不应该拿学术论文误导读者。在这个问题上，要正面分析体制和机制上的欠缺。

　　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学术论文

　　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人人爱护学术论文，作者、编辑、审稿者、读者既要关心学术论文，还要爱护学术论文。如果说科学技术领域是一个百花园的话，那么，学术论文就是这个百花园里的一朵鲜艳的花。

　　今年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发表100周年，联合国把今年定为“世界物理年”，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1905年所创造的连续发表5篇影响20世纪以至21世纪世界进程的这个奇迹。1905年由此也被誉为“爱因斯坦奇迹年”。这5篇学术论文可以说改变了之后的整个物理学的格局，对整个科技界乃至全世界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学术论文在科学技术发展与进步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据中国科协不完全统计，每年在科协系统期刊和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约在100万篇左右，接近于SCI一年收录的论文量(约120万篇)。对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我们应该感到骄傲，而不应该妄自菲薄。它们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我们应该爱护学术论文，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在这方面，许许多多的学者和学术期刊编辑是非常爱护学术论文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他们不懂得对学术论文应有的尊重，在决定学术期刊发展、撰写学术论文、投稿或编辑加工学术论文时，不是持应有的严谨的态度，浮躁现象暗潮涌动。这实际上是在糟蹋学术论文。我看到很多学术论文“花儿”，按国际标准来看长得并不“美丽”，这种现象是很令人担忧的。请把学术论文当成自己的“孩子”好好爱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纪念爱因斯坦的同时，呼吁明天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中国的“爱因斯坦”。

　　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承担起科技创新的历史责任

　　大家不要以为，科技创新都是科学研究中的事情，和学术期刊编辑无关；不要以为“已经都写成学术论文了，还有什么可创新的”。实际上，学术期刊编辑应该并且已经承担了科技创新的历史责任，学术论文中也有很有特色的科技创新任务。我在英国留学时从事物理化学中一个理论的研究，这个理论的奠基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的谢苗诺夫院士，起源是他1928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而由此，该论文的研究结果被冠以“谢苗诺夫理论”。只要一说“谢苗诺夫理论”，我们脑海中就出现了1928年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结果。这就是科技新词语的作用和影响——代表了科学的发展。继谢苗诺夫理论后，又有弗朗克·卡门涅斯基理论。我觉得，用这些学者们的名字命名一个学科的重要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后续的学术论文的作者和编辑们给了他们这个莫大的荣誉。学术期刊通过学术论文承担了举荐学术人才的社会责任，编辑们也有义务把这种命名的荣誉献给科学家，从这方面不断对学术论文的作者提出创新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术期刊的编辑涉及了科技创新的过程，承担了科技创新的责任。

　　任何事物比如一个研究课题都有“里程碑”(MILE STONE)或“标志性”(LANDMARK)的东西。比如说，西藏的标志性建筑是布达拉宫，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等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例外，它也总是会要出现里程碑式的或者说是标志性的科技成就。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学术论文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就起到了“浪里淘沙”、树“里程碑”的作用。学者们充分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逐渐把某个科学家成功的研究成果固化成以这个科学家的名字或以方便而又约定俗成的命名法为概念核心的定理、定律、定义、理论等。这些定理、定律和理论，成为这个学科的里程碑式的成就。

　　可惜的是，虽然我们看到了英文论文中这方面的成熟情况，但相比之下，中文学术论文从整体上来说，却几乎不存在这样的空间。中国文化比较吝啬用科学家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他所做出的标志性科技成就。如果允许我猜想，那么我猜想，即使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早期的科研论文是用中文写成的(假设他是中国人)，恐怕在中文中也不会有人想到把这个成果取名为“牛顿定律”。这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每年近百万篇中文学术论文中，字里行间几乎没有培育这个功能的空间。这是为什么呢？从这件事似乎可以看出，我们在利用中文写作科技论文时，表现出了十分薄弱的理论思维、理论概括和抽象能力，这和国际科技界强大的概括和抽象能力相去甚远。这不正好表明了我们科技期刊编辑的任重道远吗？(文：冯长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