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方平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主任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访谈动机

　　又到六月高考时。每年这个季节，考生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梦想成真，迈入理想中的高等学府。然而，即使他们都能够发挥出百分百的实力，是否能够圆梦也需要打上一个重重的问号，因为，还有考卷外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在左右他们的命运。招生环节就是其中之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全国第一考”的高考，一旦不能“一碗水端平”，把好录取这一关，那么，受伤害的就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本身，还有我们民族的明天……

　　聚焦高考招生环节，我们希望能理性审视问题所在，在借鉴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为实现教育公正提供建设性思路。衷心祝愿每一位考生在发挥应有水平的同时，也能够共同感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高考生，一路走好……

　　披露的“高招腐败”只是“冰山一角”

　　新京报：两位教授什么时候参加的高考？

　　程方平：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

　　杨东平：我没参加过高考，我是1972年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新京报：当时有听说“高招腐败”吗？

　　程方平：没有。当时大家把恢复高考看成特别神圣的事儿。拨乱反正相当一段时间内，大学还是比较纯洁的，全社会都非常珍惜，所以玷污高考招生的传闻很少。

　　杨东平：工农兵学员那阵，主要是“开后门”，免试推荐主要看个人政治表现。在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如大兵团、农场等，竞争就比较恶性。我所在的是个农村生产队，知识青年很少。

　　新京报：大约从什么时候开始，“高招腐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杨东平：2000年，全国发生了多起有重大影响的高考舞弊案件，像湖南、广西等地。从那个时候开始，高校招生腐败作为一年一度的社会现象，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到现在差不多就是五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正像我们大家所感受到的，通过一系列个案所反映的这些问题是具有共性、普遍性的，被媒体揭露的只是极少数，是“冰山之一角”。

　　新京报：近年来的“高招腐败”主要发生在哪些环节？

　　程方平：有些考生够了学校分数线，但可能被排挤掉；刚刚够线或者差几分；到学校里挑选院系、挑选专业。

　　总之，有够分的，有不够分的，有选专业的，有调专业的，这就使得学校几乎成了小百货商店，设置不同标准，提供多种服务，同时就为权力寻租创造了可能。

　　杨东平：我觉得能够引发争议的，还有一些“特殊政策”。这些“特殊政策”开辟了在统一高考以外的其他通道。反映出问题比较多的是定向生、保送生、特长生和各种类型的加分政策，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文体特长生等等。这些领域内腐败现象比较集中，也可以叫腐败“高发区”。

　　新京报：我们知道，在录取过程中，一般会按照1：1.2提档，那怎么保证被退档生的权利？

　　程方平：这关涉公平问题。看档案录取学生，招过线5分的，不招过线20分的，也可能是一种选择。比如说过线5分的学生在某几科里边特别突出，而突出的这几科正好与该专业相关，如果完全出于公心，录取他也是可以的，不应受到非议。但如果招生人员拿了别人的钱，毫无理由地不录取过线20分的考生，这就不应该了。应该由制度来避免后者。比如说在招生的时候设置表格，容易引发争议的环节应该在表格上作出说明，甚至有几个人来签字复议。

　　另外，高校应经常审视、反思招生环节的问题，对在校学生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出哪些问题是在招生环节上引发的，从而问责招生机构。

　　单凭高校自律肯定重蹈“一治一乱”覆辙

　　新京报：这两年，高校自主招生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教育部强化高校自主招生权，是出于什么考虑？

　　程方平：和中学不同，大学里个性化的东西非常多，理科跟工科不一样，水利专业跟农业专业不一样，要没有自主权，很多事情可能要僵化。所以将自主权给高校，是对高校的推进。

　　杨东平：从严格意义上说，招生本来就是高校的行为。但在现实情况下，整体的高校自主还没有实现，高校还不是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教育部有限地下放一部分自主权，就是希望给学校选择人才的空间，比如给高校5%的自主招生名额，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特长生、偏科生这些偏才、奇才、怪才一个通道。

　　新京报：但在实践中似乎出了一些问题，这与政策制定的预期有没有落差？

　　程方平：当然有落差。很多学校(包括国外大学)都要招一些体育生、文艺生来活跃学校气氛，为学校打品牌；所以体育生、文艺生等特长生是要给特殊政策的。但为了应试，在获得体育、艺术的等级证书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假像，滋生了一些病菌。

　　而且有些高校的校长掌握一两个机动名额，这种东西在没有控制、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出现了恶性膨胀，就为招生部门开了口子。

　　新京报：问题出在哪？

　　杨东平：过去认为，给高校自主权，学校就会爱惜自己的羽毛，珍惜自己的声誉。

　　现在我们意识到，如果不进行一场整体性的改革，不把大学自治和高校权力制衡、透明公开、社会参与等一整套制度建立起来的话，光靠高校自主权，那肯定重蹈“一治一乱”的覆辙。这些年也有很多事实说明这点。

　　新京报：怎么避免招生自主权异化？

　　程方平：首先，教育政策出台要依法。近些年出台的一些政策和领导讲话，往往超过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在这些情况下，往往没有配套的制度保障。如果中国的考试法和大学管理法能够出台，应该对这些方面有更多规定，促进配套的政策、配套的措施甚至配套的机构，从而在高招问题上做到有法可依。

　　另外，假如高校校长和管理人员是由教师和学生选举出来的，他们的任何措施如果影响学校声誉，就会遭到教师和学生群体的反对，这样制度就形成了监督和自我约束。同样，政策出台后形成的做法如果没有监督，没有制度保障甚至没有民主参与，再好的制度也容易异化成腐败的手段。

　　杨东平：有几个主要环节可以运作：一是更大程度的信息公开，比如说保送生名额全部在媒体公示，尤其是对那些特殊政策，通过特殊政策进来的人必须公示。

　　还有就是加大社会参与和社会监督。曾经有人提过，组成一个由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社会力量(如社区成员)共同组成的视察组，全程监视录取过程。当然这说起来比较理想化，录取是学校的最高机密，过程是非常隐秘的。

　　第三就是增加舞弊成本，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在清代以前的科举舞弊，处罚是相当重的，甚至出现使舞弊者倾家荡产、人头落地的场景。当然，现在不可能这么做，但如果不使高考腐败者受到相当的处罚，也不容易遏制高招腐败。我觉得，除了当事人，还应该特别追究学校管理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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