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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考招生:没有程序公开就没有录取公平

http://www.sina.com.cn 2005/06/05 12:38  新京报

聚焦高考招生:没有程序公开就没有录取公平
程方平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主任

聚焦高考招生:没有程序公开就没有录取公平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访谈动机

  又到六月高考时。每年这个季节,考生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梦想成真,迈入理想中的高等学府。然而,即使他们都能够发挥出百分百的实力,是否能够圆梦也需要打上一个重重的问号,因为,还有考卷外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在左右他们的命运。招生环节就是其中之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全国第一考”的高考,一旦不能“一碗水端平”,把好录取这一关,那么,受伤害的就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本身,还有我们民族的明天……

  聚焦高考招生环节,我们希望能理性审视问题所在,在借鉴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为实现教育公正提供建设性思路。衷心祝愿每一位考生在发挥应有水平的同时,也能够共同感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高考生,一路走好……

  披露的“高招腐败”只是“冰山一角”

  新京报:两位教授什么时候参加的高考?

  程方平: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

  杨东平:我没参加过高考,我是1972年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新京报:当时有听说“高招腐败”吗?

  程方平:没有。当时大家把恢复高考看成特别神圣的事儿。拨乱反正相当一段时间内,大学还是比较纯洁的,全社会都非常珍惜,所以玷污高考招生的传闻很少。

  杨东平:工农兵学员那阵,主要是“开后门”,免试推荐主要看个人政治表现。在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如大兵团、农场等,竞争就比较恶性。我所在的是个农村生产队,知识青年很少。

  新京报:大约从什么时候开始,“高招腐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杨东平:2000年,全国发生了多起有重大影响的高考舞弊案件,像湖南、广西等地。从那个时候开始,高校招生腐败作为一年一度的社会现象,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到现在差不多就是五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正像我们大家所感受到的,通过一系列个案所反映的这些问题是具有共性、普遍性的,被媒体揭露的只是极少数,是“冰山之一角”。

  新京报:近年来的“高招腐败”主要发生在哪些环节?

  程方平:有些考生够了学校分数线,但可能被排挤掉;刚刚够线或者差几分;到学校里挑选院系、挑选专业。

  总之,有够分的,有不够分的,有选专业的,有调专业的,这就使得学校几乎成了小百货商店,设置不同标准,提供多种服务,同时就为权力寻租创造了可能。

  杨东平:我觉得能够引发争议的,还有一些“特殊政策”。这些“特殊政策”开辟了在统一高考以外的其他通道。反映出问题比较多的是定向生、保送生、特长生和各种类型的加分政策,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文体特长生等等。这些领域内腐败现象比较集中,也可以叫腐败“高发区”。

  新京报:我们知道,在录取过程中,一般会按照1:1.2提档,那怎么保证被退档生的权利?

  程方平:这关涉公平问题。看档案录取学生,招过线5分的,不招过线20分的,也可能是一种选择。比如说过线5分的学生在某几科里边特别突出,而突出的这几科正好与该专业相关,如果完全出于公心,录取他也是可以的,不应受到非议。但如果招生人员拿了别人的钱,毫无理由地不录取过线20分的考生,这就不应该了。应该由制度来避免后者。比如说在招生的时候设置表格,容易引发争议的环节应该在表格上作出说明,甚至有几个人来签字复议。

  另外,高校应经常审视、反思招生环节的问题,对在校学生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出哪些问题是在招生环节上引发的,从而问责招生机构。

  单凭高校自律肯定重蹈“一治一乱”覆辙

  新京报:这两年,高校自主招生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教育部强化高校自主招生权,是出于什么考虑?

  程方平:和中学不同,大学里个性化的东西非常多,理科跟工科不一样,水利专业跟农业专业不一样,要没有自主权,很多事情可能要僵化。所以将自主权给高校,是对高校的推进。

  杨东平:从严格意义上说,招生本来就是高校的行为。但在现实情况下,整体的高校自主还没有实现,高校还不是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教育部有限地下放一部分自主权,就是希望给学校选择人才的空间,比如给高校5%的自主招生名额,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特长生、偏科生这些偏才、奇才、怪才一个通道。

  新京报:但在实践中似乎出了一些问题,这与政策制定的预期有没有落差?

  程方平:当然有落差。很多学校(包括国外大学)都要招一些体育生、文艺生来活跃学校气氛,为学校打品牌;所以体育生、文艺生等特长生是要给特殊政策的。但为了应试,在获得体育、艺术的等级证书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假像,滋生了一些病菌。

  而且有些高校的校长掌握一两个机动名额,这种东西在没有控制、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出现了恶性膨胀,就为招生部门开了口子。

  新京报:问题出在哪?

  杨东平:过去认为,给高校自主权,学校就会爱惜自己的羽毛,珍惜自己的声誉。

  现在我们意识到,如果不进行一场整体性的改革,不把大学自治和高校权力制衡、透明公开、社会参与等一整套制度建立起来的话,光靠高校自主权,那肯定重蹈“一治一乱”的覆辙。这些年也有很多事实说明这点。

  新京报:怎么避免招生自主权异化?

  程方平:首先,教育政策出台要依法。近些年出台的一些政策和领导讲话,往往超过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在这些情况下,往往没有配套的制度保障。如果中国的考试法和大学管理法能够出台,应该对这些方面有更多规定,促进配套的政策、配套的措施甚至配套的机构,从而在高招问题上做到有法可依。

  另外,假如高校校长和管理人员是由教师和学生选举出来的,他们的任何措施如果影响学校声誉,就会遭到教师和学生群体的反对,这样制度就形成了监督和自我约束。同样,政策出台后形成的做法如果没有监督,没有制度保障甚至没有民主参与,再好的制度也容易异化成腐败的手段。

  杨东平:有几个主要环节可以运作:一是更大程度的信息公开,比如说保送生名额全部在媒体公示,尤其是对那些特殊政策,通过特殊政策进来的人必须公示。

  还有就是加大社会参与和社会监督。曾经有人提过,组成一个由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社会力量(如社区成员)共同组成的视察组,全程监视录取过程。当然这说起来比较理想化,录取是学校的最高机密,过程是非常隐秘的。

  第三就是增加舞弊成本,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在清代以前的科举舞弊,处罚是相当重的,甚至出现使舞弊者倾家荡产、人头落地的场景。当然,现在不可能这么做,但如果不使高考腐败者受到相当的处罚,也不容易遏制高招腐败。我觉得,除了当事人,还应该特别追究学校管理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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