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彭远文(南方都市报特约评论员)

　　5月29日至30日在江苏徐州召开的“无差别教育高峰论坛”上，提供了一本名为《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表明：经过对东部3市(北京、天津、上海)与西部5省区(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的对比，从1995年到2002年，无论东西部，还是城乡之间，教育差距的严重程度比经济差距更大(据《中国青年报》6月3日报 道)。在这种情况下，徐州市对于基础教育推行的“无差别教育”(主要指在四个方面做到无差别：基础设施、资金、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就值得我们投注更多的目光。

　　在教育部近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到了“最低保障线”和“均衡发展”(前日郭巍青先生在《“最低保障线”是教育公平的最低要求》一文中已经有了中肯的分析)，但是“最低保障线”是最低标准，“均衡发展”又比较含糊，而“无差别教育”才是一个清晰的追求目标。教育经费来自国家税收，这意味着只有平均分配才称得上公正。“无差别教育”是一个貌似激进，实则理所当然的主张。

　　既然要提倡“无差别”，那首先就要反对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城乡教育的差距集中表现为各种形式的“重点学校”，这些学校都在城里，其投入往往是一般学校的好几倍，对农村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这种局面与“政绩型”的教育发展模式有关，郭先生已在文中详细分析过了，不再赘言。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我国的教育经费在GDP中所占比例至今未能达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而其中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如我们所知，基础教育具有更强的公共性，在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教育投入应该借鉴福利保障领域提出的“低水平，高覆盖”的原则，首先确保基础教育，而不是建设所谓的“世界一流学府”。

　　其次，“无差别教育”还要反对基础教育中存在的所谓“教育产业化”。为“教育产业化”辩护的理由，不外是填补资金缺口和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产品。但是，“教育产业化”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怎样保证穷人也能接受基本的教育？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能够参与到其中，教育就是基本保障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甚至在极其强烈地需要经济改革来允许市场有更大的空间时，这些非市场设施仍然要求细致的坚决的公共行动”。教育差距比经济差距更大，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社会对“贫穷”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我们更应该用“以自由看待发展”(阿马蒂亚·森语)的视角来理解“贫穷”：“贫穷”不仅仅是经济收入低下，更重要的是可行能力的低下。假如基础教育无法保障，就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在可行能力方面极为贫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上个月新华社提供的：一位29岁的打工青年，抢劫之后立刻自首，其目的只是希望能够在监狱里学到一门技术。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教育产业化”的一个前提：《教育法》明确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而只有提供不同质量水平的产品，才谈得上产业化。至此，我们能很顺当地得出结论：基础教育的“产业化”必然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公分配。

　　从扶持重点、“教育产业化”转变到“无差别教育”显然不能一蹴而就，但作为一种理念，首先应该成为共识。就实际操作层面来说，徐州的经验尤其值得关注，“无差别教育”政策已施行三年，成绩和问题都得到了凸现。据称，教育部将在全国推广“无差别教育”，这让我想起此次论坛提出的一个理想化建议，希望它能早日实现——确保每一个贫困家庭子女都有学上，确保每一个残疾儿童都能享受免费教育，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能享受到与城镇孩子同等的就学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