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北京晨报》昨天报道，由于质疑北大法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和保送制度，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近日发表声明，决定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

　　观点一：应向贺卫方式的表达致敬

　　□汪晓波

　　那些欲投贺卫方先生门下深造的学子们不幸了。

　　和清华大学的陈丹青先生辞职的原因相似，贺卫方在教师座谈会等场合提出意见无效之后，决定以暂停招收硕士生的方式来表达态度。

　　陈与贺的举动，殊途同归，本质一样———各以自己的方式对体制的“缺陷”发出了有声的抗议，不仅是通过语言，更通过具体的行动。不同的是，陈丹青的无奈成分居多，而贺卫方的举动，却是有意为之。作为一位知名的北大法律教授，作为一位颇有号召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应当很清楚，他的做法注定会引起波澜。

　　如何看待贺卫方的举动，便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他有没有权利自己决定暂停招收硕士生；二是在价值层面，他这样做的合理性何在。

　　贺卫方是北大法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作为一名教师，贺卫方理论上应当接受学院安排的教学任务，包括招收研究生———但学院在安排教学任务时，不能忘记一个前提，即贺卫方有选择任务的权利。比如，他选择只从事本科教学，而放弃从事研究生教学。学院显然没有强制的权力，或者说，在安排工作计划时，理当尊重教师的选择。

　　《教师法》对教师的义务有相关的规定，要求“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而这里所指的教学任务，因校因人而异，不会有明确的标准。贺卫方暂停招收硕士生，不能视为“没履行教师聘约”。

　　应该承认，无论是陈丹青还是贺卫方指出的问题，都并不高深。问题之所以长期成为问题，而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体制本身往往充满了惯性和力量。

　　制度从来不会完美，而只能走近完美。当教育体制中出现了贺卫方所认为的“不合理”时，一个负责任的教育者，理应对此做出批评。众所周知，在惯性面前，许多人是沉默了。而正因为众人的沉默，使得贺卫方的表现是如此的惹眼———表达与反思不满，毕竟是一个现代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无论你是知识精英，或是草根百姓。

　　当这起发生在大学校园的事件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时，当教育主管部门从一个教师的举动里，再次看到教育体制中某些问题有反思甚至改革的必要性时，贺卫方的公开声明，便体现出应有的意义。

　　陈丹青的辞职、贺卫方式的抗议，都不是孤立的、个体的事件，其产生的价值也不单是在教育圈内。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对贺卫方先生表达态度的方式表示由衷的敬意。

　　观点二：招生自主权的哈姆雷特式悖论

　　□熊丙奇

　　中国高校自主招生的公信力受到严重的挑战。

　　2004年，笔试成绩第一，却在复试中落榜，报考北大的甘德怀，强烈表达了他对北大招生公平和公正的质疑，而这种质疑，一时间得到网友的广泛支持。大家的质疑有一个共同的基点：笔试的分数是过硬的，面试的分数，教授、博导，哪怕是院士打出来的分数，也并不可信。

　　2005年，北京交大又传出女考生阿芳自曝为了得到研究生考题，与命题人、北京交大教授发生性关系的“性题交易”事件。这一事件，验证了人们过去对考研试题由学校自主命题存在猫腻———“权题交易”、“钱题交易”等的猜测。人们怀疑：笔试成绩也是不过硬的。

　　“权力一给学校，到处都出乱子”，这是很多人得到的判断。于是有人建议，要收回学校的自主权，考试全部由国家统一进行。

　　清华大学的陈丹青先生和北京大学的贺卫方先生，对于这样的局面，也许感到十分悲哀。陈先生以辞去教授来抗议大学的体制，贺卫方先生以停止招收硕士生来表达不满，直接的原因就是大学教授的招生自主权少得可怜，是“一格一格降人才”，招生权和培养权完全割裂。

　　是因为丑闻而遏制大学招生自主权，还是因为教授的抗议，而扩大自主空间？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相对于国外大学来说，中国大学的招生自主权可谓“少得可怜”。在美国，大学自行确定录取标准，根据学生提供的权威考试成绩、中学(大学)学业情况和老师(教授)的推荐信，决定是否录取。而我国高校目前的自主权，是在国家统一考试之后，给大学少量的自主空间，本科是录取人数20%的挑选权，硕士研究生是占权重30%的专业课的出题权，及在学生笔试上线之后的复试权，博导录取博士则是笔试总分上线后的面试选择权。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学校为了防止“问题”产生，避免“嫌疑”，已经主动放弃了本科20%的挑选权，只设置录取线，而没有了投档线；就是所谓的自主招生，还有一本线限制；研究生的复试名额也最多只比录取数多一二名。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在笔者看来，一是政府招生下的高校自主权太少，教授自主权太少，以及自主权少之后的“无责”意识：因为没有太多的自主权，因为责任可以由国家、学校、个人分摊，所以没有人真正对招生质量、人才质量负最后的责任，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可以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钻制度设计的漏洞。二是没有严格的人才培养过程管理和质量控制体系，学校追求的是学生的规模，学生淘汰率低，出校门槛低，一个学生因作弊进入一所学校，不出意外，他几乎可以100%地从这所学校顺利毕业，这是我们当前的现实。

　　其实，交给学校、交给教授完全的自主权，招生的责任将极为明确；同时设计严格的学生培养质量控制制度，比如由教授自行负责博士生的培养费用，那么，有哪一个教授愿意招收做不出成果，难以毕业的学生呢？控制高校招生自主权，却可能抹杀学生的个性，导致学生畸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