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中国网最近与《南方周末》合作进行了一次题为“中国大学校长公众满意度”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公众把满意票投给了过去的校长：蔡元培得票87.98%，成为最受推崇的中国大学校长，紧随其后的是胡适、马寅初、梅贻琦等。

　　面对这一数据，很多人发出世风日下的慨叹，认为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应该深刻反思，敢于突破体制的围城，回归到职业教育家的本色上来。但笔者认为，在当下行政主导的大学制度下，让校长们背负起“公众认同”的道德注视和责任担当，是一种苛求。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我们的大学制度带着浓厚的行政主导色彩。我们的高校，尤其是重点院校，无一不是归国家所有，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公共部门，身为主要管理者的校长，无一不是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任命的。因此，这些大学校长身不由己地被嵌在行政序列当中，不得不在行政主导的评估模式下小心翼翼地行使自己的职权，时刻准备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评头论足。

　　这种体制投射到现实中的影子就是，大学校长不得不疲于应付行政上级的教学评估、学科检查、专业考核、硬件测评，等等。这种行政主导的大学制度所塑造的“校长人格”，只会是很高的“上级满意度”，而非“公众满意度”——因为校长根本无暇，也无能，更无权顾及公众的期待。

　　这项调查同时就“大学校长是否了解中外教育大势”进行了统计，相比于其他选项，这个选项的数据较为乐观，选择肯定回答的受访者首次也是惟一一次超过半数，达50.53%。可见对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知识水准，公众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结果表明，在公众印象中，当今中国的大学校长大多有着丰富的海外留学或访问经历，对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与管理运作经验并不陌生，相比于蔡元培、梅贻琦等老校长，他们的智识和道德水平是不存在障碍的。

　　既然智识和道德不存在障碍，那问题也就更清楚了：根子在于体制——一个人再厉害，他是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的；一个人智(知?:本网编辑注)识和道德水平再高，他也不能超越既有的体制局限独树一帜。既有的大学体制本身就是为塑造“上级满意”的校长，怎么再能苛求校长“让公众满意”？

　　等到有一天大学实现自治了，大学远离世俗权力了，大学校长可以自由伸展自己的拳脚了，再去考评他们的“公众满意度”吧——一个人无法对自己权力不可及的事情负责，或者说，权责应该是对称的，无权，则不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