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肖川

　　教育周刊：“陕西省两名高考状元穿锦袍戴官帽,游杏园拜孔子”……6月29日,某报刊发的图文报道引人注目,而这只是2005年新一轮“状元热”中的一个噱头。年年有状元热,年年也有针锋相对的批驳与反思,可是,“状元情结”为何如此根深蒂固,挥之不去?

　　肖川： 的确,教育界对媒体炒作“状元”早有定论 是绝对错误的。但“状元热”却年年如期而来,这确实让人很无奈。为什么屡禁不止 表层原因,一是地方和学校的本位观念在作祟；二是一些媒体放弃了在新闻事件面前的理性思考,向大众的口味妥协,日趋商业化。更为深层次的是观念上的原因。首先，大众存在着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文化心理是根深蒂固的,它不只对个别人或一部分人产生影响,而是影响到整个国家和民族;而且,它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式的,这么多年的文化积淀下来,已经渗透到了国人的骨子里,化成了一种似乎“自然而然”的心理路向和思维方式,不知不觉中,就给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打上了烙印。“状元情结”的形成就是这样。“状元”本身是封建制度下科举取士的产物,它直接跟“光宗耀祖”、“文曲星下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意象勾连在一起,“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踏尽长安花”的状元形象,强烈刺激了民众的攀比心理,形成了对于强者的艳羡和向往,也强化了人们注重外在评价,不注重精神生活的心理意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对于状元的哄抬,并不等同于对知识、对拥有知识的人的重视,而更是表现了一种对“学而优则仕”的路线的认同,一种对于成为“人上人”的渴望。状元,实际上成了“做官发财、一步登天”的代名词。其次,我们的部分领导对教育的真正目标还缺乏清醒的认识,尚未洞察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教育需要思想,需要有思想的行政领导去制定教育政策,用思想推动教育的改革。有思想的领导要明确 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如果没有一个长远的、正确的目标追求,只囿于操作的层面,那么我们的教育行为就是盲目的,其效果就可能是低效的、无效的,甚至是负面的。尽管政府已明确提出了教育转型的战略,可是我们的一些行政官员,对于教育的改革仍是“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这只能说明他们在观念上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为什么要改革,没有意识到再不改革有多大的危害。因此,在每年高考后“状元”们热起来的时候,一些教育界的领导者和执行者并不为此焦虑,更遑论思考对策,而是抱着一种“宽容”甚至看热闹的心态去观望,这就折射出了教育改革意识和决心上某种程度的匮乏。当然,这也还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譬如长期以来整个社会在教育制度建设上的缺陷。

　　教育周刊：对,有评论说,“状元热”之所以高温不退,是因为它紧紧纠结着人们心中那根日益狂热的高考应试情结。这是否就是您说的教育制度建设上的缺陷呢？

　　肖川： 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上面谈到的观念的影响,应试教育虽已成为众矢之的却仍能大行其道,素质教育虽然千呼万唤却仍难觅踪迹。“撼山易,撼应试教育难”,时至今日,我们的高考仍然受着应试教育的影响,在试题和录取依据上都存在着问题。现行的试题能够考察出来的,主要还是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或者不如说是熟练程度,而不是考生真正的全面素养和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开放性的问题涉及得不多。因为开放性的问题在评价时弹性比较大,在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不好操作。在高考录取中,我们过分地、片面地强调了考生的成绩,而对于他们其他方面的素质,缺乏一个科学有效的评价参考系统。这是我们目前教育体制上的一个缺憾。人的许多素质是难以通过卷面考试检测出来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都是如此。所以说,素质教育的落实,要靠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和体制的完善。

　　教育周刊：“状元热”的确折射出了我们在教育观念上还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的教育发展而言,它带来的危害又有哪些方面呢？

　　肖川： 状元热带来的危害,最直接的就是强化了“分数”、“名次”这类概念,使人们更牢固地抱着应试教育的观念不放。高考的实际意义是为了什么 陈腐的“状元”一词又能代表什么 能代表全国800万考生的形象与追求吗 能代表现代的教育理念吗 在“状元”的光环下,高考对于国民教育的作用被掩盖了,却蜕变成了“选秀”、“造星”的闹剧,而其他没有能“登科及第”的考生的优长和心声也随之被漠视、被消解,这不能不说是一出悲剧。为了在高考中尽可能地得高分,学生不得不压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花成倍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学科。结果是“全面的丰收”,导致全面的平庸。更有甚者,学习成了苦不堪言的差事;大考小考的排队分等,使学校在选拔出“优胜者”的同时,也成为造就“失败者”的场所,进而导致厌学和恐学,甚至导致内心的畸变和人格的扭曲。

　　而对于国家教育的发展而言,危害更大。状元热的潜台词是全社会对高考这条道路的病态的偏爱,这就影响了我们的教育结构调整、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政策倾斜。虽然我们总在倡导“多元人才观”、“转变就业观”,在鼓励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技术工人的培养,但后者的冷清和状元的火热两相对照,不难看出这种倡导并未落到实处,改革的力度还嫌太轻。

　　教育周刊：难道状元热只能是“花落花开又一春”吗 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关键何在？

　　肖川： 最好的、最有可行性的对策,我想还是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而这个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一套好的、科学的学生评价系统,一种能够检测出学生的全面素质和潜在能力的评价系统。不要再把高考成绩看做一切,只让它成为一个参考标准。设计出有助于学生自由和谐发展的高校招生制度是并不难的,国外就有比较成熟的制度可资借鉴。比如现在美国一些高校,在新生录取时,考试成绩只占到全部成绩的28%,而其他的72%要靠平时的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授课教师的综合评价等来获取。如果我们也这样,那情况就不难想象。但反观我国,高考改革讨论来讨论去,为什么总是贯彻不了呢 主要是存在着一个障碍,就是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实事求是地说,在现有的情况下,如果不以考试分数作为惟一的衡量标准,那么不正之风就有了可乘之机。余文森教授就讲过一个令人只能苦笑的例子 某高校一位经推荐进入大学的学生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可校方在其中学的推荐信中发现的却是“该生手脚勤快”的评语。可见,在一个信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社会,很多事情都不好办,社会不得不为此耗费昂贵的成本。所以,状元热背后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是陈旧的观念制约制度、制度反过来又强化了陈旧观念的问题。

　　同时,要切实转变人才观念,鼓励职业教育等成才路径的发展,不要再只盯着高考这一块“奶酪”,使得素质教育成为一句空话。新世纪的教育,无论从办学体制、培养目标还是教学内容和方法上,都需要多样化。今天,为专制社会培养奴化人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种单一的人才标准、呆板的培养模式也已经不合时宜。我们要培养的人才,是幸福生活的创造者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他们中不该只有分数很高的“高考状元”,还包括那些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员。因此,我们的教育方法和衡量标准,也应该变得更为多元、更加以人为本。(采写 王斯敏 策划 周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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