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的合影里寻找自己　本报记者王轶庶／图

　　□本报记者　李海鹏

　　隐藏者

　　“现在不是我自己抬不起头来，是我们整个家族都抬不起头来啊。”

　　即使在其母校的校园内，关于宁铂的信息也多不确切。他在近代物理系的一位前同事告诉记者说，宁铂出家去了云南。另一位老师则说，他去的是峨嵋山。事后记者向宁铂的父亲求证，两种说法都被否定。在近代物理系，更多的宁铂前同事们持一种避讳的态度，不愿提供有用的线索。

　　5月19日，记者找到了宁铂出家前位于中科大北区的住所，不过很快就被邻居告知，宁铂的前妻程陆华早已搬走。记者通过程陆华的一位好友的父亲，辗转拿到了她的电话号码。很显然，他们的态度非常警惕。

　　次日，在中科大东区附近的一家饭店里，记者见到了程陆华，同来的还有她与宁铂的儿子。这位戴着渔夫帽的母亲始终保持着礼貌的微笑，几经劝说之后，终于同意坐下来吃完午餐，但是拒绝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她说，“已经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对她来说，平静的生活指的是，自己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收入不多，但带一个孩子也够了。搬离中科大北区内的宿舍，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买房，远离人们的议论和注视。不再婚，至少暂时不作考虑。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接受任何采访。一年前，她拒绝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约请。她说，也许自己老了的时候会说出过去的一切，但是现在还没有心理准备。

　　她的孩子在中科大附中读初三，显而易见的特征是非常有礼貌，记者每次劝他吃菜，都会得到一声郑重、洪亮的“谢谢”。男孩的长相颇有乃父之风，个子不高，额头硕大。在母亲谈及父亲的时候，他安静地喝下一杯又一杯饮料，保持着与母亲一模一样的笑容。“宁铂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程陆华说。

　　在嫁给宁铂之前，程陆华是他当年的众多崇拜者之一，曾与其通信联络达数年之久。对于1980年代早期的追星青年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举动。不过在宁铂的少年班同学们看来，这恰好体现了二人在文化和地位上的差距。因此，几位少年班同学猜测说，程陆华对于“时代悲剧”的体会更多地来自她自己的遭遇，而非来自宁铂的命运。

　　“对于女性来说，宁铂本人并不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她嫁给他，也许冲的就是他的名人身份，头上的光环。可是后来这一切突然幻灭了。”他们说。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关于前夫的事程陆华说得很少，对于记者提起的话题也很少响应。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谈论合肥的风景名胜。

　　她表示，自己对宁铂的现状一无所知。“很久没有联系了。”她说。

　　出家之后，宁铂确实切断了与俗世的联系，除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宁恩渐与儿子一样，也在躲避着原本熟悉的世界。

　　在电话中，江西冶金学院的几位老师先后告诉记者，宁恩渐离开了赣州，“据说”去了杭州，大多数原来的熟人都没有得到新的电话号码。后来证实，宁恩渐确实移居杭州，住在女儿家里。最终，记者询问到了他新的电话号码，但刚刚在电话中提出采访意图，立刻就遭到拒绝。记者随后赶赴杭州，不过对于寻找宁铂来说，此行仍旧毫无成果。

　　宁恩渐在电话中第二次坚决地拒绝了采访要求，如其所说，只是出于“对善意的回应”，对记者讲述了一点儿宁铂的大体现状。

　　在6月，宁铂受邀到湖南一带的几个寺院里讲授佛学。在父亲和姐姐的帮助下，宁铂购买了电脑，随身携带。他可以上网，偶尔通过网络与父亲联络，有时也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这台电脑还被用于编写一些佛学文章以及相关“教材”。

　　在昔日的同学中，有传言说宁铂在佛学方面颇有造诣，如今“已经是高僧”。宁恩渐对此说，儿子只能说“取得了一点儿成绩”。很明显，这位父亲对于宗教世界中的前途并不认可，在谈话中语气沉痛，多次叹气。

　　他还在希望儿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科大工作，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对科大充满了不信任，矛盾之下只好尽力不去想未来的事。他承认，自己不得不追随着儿子，在逃避中度日。

　　“离开赣州就是为了离开老环境。”宁恩渐提到了自己作为父亲的羞耻感，“现在不是我自己抬不起头来，是我们整个家族都抬不起头来啊。”

　　事实上，干政逃避得更为彻底。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究竟住在哪里，相当多的科大老师，包括谢彦波和当年少年班的第二任班主任朱源，都错误地认为干政已经回到安徽省巢湖市老家。5月18日，记者就此赶赴巢湖市，试图通过巢湖市公安局的搜索系统查找，最终一无所获。

　　事实上，干政的隐居地就在合肥，在一处离中科大东区不远的居民小区，多年来与母亲相依为命，几乎与世隔绝。

　　5月21日，他拒绝了记者的见面约请。事实上，干政几乎不见任何人。在7月初的同学聚会期间，昔日老友们多次与之联络，希望“见个面或者吃顿饭”，同样遭到了他的拒绝。在聚会次日的座谈中，老友之间交换了一些关于干政的零散信息，不过，聚会召集人之一的王永教授决定，那次座谈“谢绝任何外人参与”，具体情况因此不得而知。

　　“我的生活天天如此，没有工作，非常单调，没有任何好说的。”干政在电话中对记者说。

　　外部世界没有关于干政的消息，干政也没有外部世界的消息。当记者告诉他宁铂已经出家了时，他说：“是吗？我不知道。”语气平淡，似乎在意料之中。

　　“破案”者

　　“我必须破案，”他一再重复说，“我要跟他们fight。”

　　谢彦波同样不知道宁铂的行踪，尽管他们是多年好友。在连续3次推托之后，谢彦波终于同意与记者见面。

　　这位39岁的副教授似乎完全不懂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记者刚刚走进他家，谢彦波立刻以相当突兀的动作，把一个盛满浓茶的大瓷杯塞到了记者手里。由于这一动作没有伴随任何解释，记者不得不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是主人的待客之礼。从客厅陈设的简单程度看，这里很少有正式的客人到来。谢彦波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摆好两把木椅，然后自己在其中一把上面坐下来。

　　整个场面显得非常严肃。当记者也坐下去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参与1950年代的元首会谈。

　　类似的表现，确实会让人联想到天才的某些特质。在少年班时期，谢彦波一向以知识丰富著称，但自理能力之差才是更为显著的特色。从童年时期起，他就有诸多奇特的表现，比方说，他似乎会以另外一个身份旁观自己。那时他从不说“我”，而是像别人一样称自己为“彦波”。饿了的时候，他对妈妈讲的话似乎是在说另外一个孩子，“彦波要吃饭”。

　　当类似的特征出现在39岁的中年人身上时，问题就放大了。谢彦波如今颇为苦恼。

　　“跟别的同学比，我算混得比较惨的。”他承认说。不过他又表示，这其实没什么。“关键问题是，别人总是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这就让我很吃亏。”

　　在此前的电话中，他也一再向记者重复，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对他而言，这种感觉意味着，自己的思维可以被别人察觉，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的想法，还是科研领域里的一个灵感。结果是，他在科研上无论取得什么突破，都会被别人捷足先登。别人想窃取什么的话，就像在自己抽屉里拿出一只钥匙扣那么简单。更多的困扰来自于日常生活。他感到自己成了透明人，而别人都深不可测。

　　谢彦波承认，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了，”他说，“我注意了多次，都是这样。”

　　在记者的坚持下，他举出了一个例子。他说：“比方说，有天晚上我在电脑上出现了一个运算错误，本来谁也不应该知道，可是第二天我去上班的路上，就有个人看了出来。那人走过我身边，冲路边吐了口痰，他用这种方式责备我。”

　　当那人吐痰与他的运算错误之间的必然联系受到记者的质疑时，谢彦波犹豫了一下，表示自己也不是特别肯定。

　　记者认为这种不自信是个好的征兆，于是委婉地建议他“也许该去看看心理医生”。谢彦波略显紧张，不过立刻说了声“谢谢”。

　　他说，他的母亲也曾给过他相同的建议。事实上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但是医生“没说出什么来”，使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去。

　　“我也觉得自己的心理有点儿问题，”他说，“不过当务之急还是我的计算工作。”

　　在中科大近代物理系，谢彦波向学生们讲授群论和广义相对论。不过，他本人对物理这门学科却越来越怀疑。过去他认为科学是神圣的，但是最近几年来，他开始怀疑整个科学体系。他试图查找一些漏洞，进而证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他正在从铁接触磁铁后会产生磁性的问题入手。他认为，如果用现有的理论加以推导计算，并保持过程的诚实的话，那么计算出的磁性应该比实际的磁性小。这意味着，要么有超自然的力量介入了磁铁，要么现有的关于磁力的理论一直存在错误。如果问题在于后者的话，那么又可以说明，科学一直就是一种充满谎言的学问。

　　因此无论哪种可能得到证实，谢彦波的这份私下里的工作都可以促使自然科学瓦解。更重要的是，它还将证明人们一直在欺骗他，尤其是那些科学界的人。

　　“我就是想向他们要个说法，”他以一种被冤屈者的倔强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像秋菊似的。”

　　几年来，他在使用计算机进行相关计算。他说，主要的工作是写程序，不需要什么创造性，但是很烦琐。他孤军奋战，无人帮忙。“系里的同事都劝我不要搞这个，他们也没说为什么。”他说。

　　在记者询问他有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人时，谢彦波回答说，没有。有几个学生在帮助他计算，但是他一直担心学生在程序里故意加些东西，破坏他“破案”。

　　“破案”是谢彦波对自己这种计算的一个叫法。另一种叫法是“斗争”，或者其英文“fight”。

　　如果他确有心理问题的话，那么一个好现象是，他对自己的各种想法缺乏信心。“其实我也不是很确信这些。”在受到质疑时，他常常会主动退缩，“我也觉得自己这么做挺无聊的。我知道自己很可能是在浪费时间。”

　　就一个中年人来说，他有着一种淳朴而纯真的笑容。放松下来时他的声音很有中气，站在窗口叫女儿的名字时，也颇有父亲的慈爱与威严。

　　不过，在心底里，他的惶惑与愤慨同样多。“我必须破案，”他一再重复说，“我要跟他们f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