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无忌

　　张伯苓之为大校长，名副其实。首先，他的体格高大。1932年秋，我初去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杨石先带我去拜望校长。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简朴的校长办公室内。我记不起来他那时是否已戴上黑眼镜，倘使是的，他在威仪中又呈现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秘姿态。那时我只有25岁，校长的年龄要比我大一倍以上，更何

况他已是全国闻名的一位大人物。此后，我与张校长相处10载，在天津5年(1932—1937)，重庆5年(1941—1946)，我对他的认识较深，渐渐的对他的“敬”多于“畏”，最后完全是尊敬与仰慕，因为我已看见了在他那黑眼镜后面露出来的是慈祥的目光……他对于南开全校师生的关怀。对我个人来说，在我记忆中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在天津时，有一天他独自光临舍间(百树新村32号)，使我们大吃一惊。他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巡视校园时在我们那里歇脚一下，看看他的教员的生活情况。临走前，他对我的太太大加夸奖，因为在客厅内他摸摸在沙发旁的电灯罩子，发现上面并没有丝毫灰尘。

　　比他体格更高大的是张伯苓的为人与他的事业，这两者可以一同论述。张校长创办南开的功绩，在中国教育史(也许在世界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从他以私人力量，惨淡经营，从最初在严范孙私宅创设的敬业中学(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到创立南开中学、小学、女中、大学，以至化工研究所与经济研究所的全套南开学校的经遇，史实昭垂，不必在此重述。但有一点我知道而拟特别提出的，是张伯苓抗战前夕在重庆筹备南谕中学(后改名南开中学)的高瞻远瞩。当时国难严重，八里台南开大学临近海光寺日本兵营，在忧患中我们听到了校长要在大后方开设南开分校的消息，有如一线光明闪耀在乌云中间，使我们的视线随着扩大，我们的情绪也就此稳定起来了。在设计、筹款、建筑的过程中……这些校长积有三十余年经验——他的魄力与毅力是值得赞扬的，但最使我敬佩的，是他那远大的眼光、正确的判断力，与为百年树人所做的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当时任何教育家或政治家所不及的。

　　张伯苓事业的成功，在于他能就地取材，有引用与培养人才的创造力。这位天才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引导人们如他一样地为“公能”的理想服务。这一点我在进南开不久就看出来了。环绕这位大校长是他的五位得力助手(好像有五大金刚之称)：黄钰生(教务)，伉乃如(注册)，华午晴(财务)，孟琴襄(事务)与喻传鉴(中学)。他们那种爱护南开，为校长效力，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感动了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教授，虽然我们有时对于学校的行政作风并非完全同意。抗战时喻传鉴主持重庆南开中学，黄钰生代表南开与张校长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而另一位杰出的教授杨石先也就被推为西南联大的教务长。有人说，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南开。我可以补充一句：没有这几位校务人员的协助，张伯苓事业的成功，南开对于教育、学术方面的贡献与影响，是不会这样广大而久远的。

　　从前在天津或重庆参加学校集会，现今在美国的校友聚餐，当唱校歌时我往往神驰于“巍巍乎吾南开精神”这一句。那种大公无私的南开精神，是张伯苓留给南开一份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