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的作用，相信已经没有人再去怀疑。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书单如何去开？书单如何有效发挥它的作用？

　　本报记者 徐启建

　　“一个六岁左右的孩子悄悄走上楼来，用怯怯的眼光打量着我。我放下手边的工作，

开始和他闲聊。随后上来的，是他的表哥，十二岁，蓝色运动衣，黑框眼镜，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面。无意中问起这十二岁小学五年级的少年在读什么书，他的回答是《神秘岛》、《八十天环游地球》。这也是那个年纪的我在读的书啊。赶快问他还读什么，孩子想了想，说还有《三个火枪手》，再问，就答不出来了。”

　　“现在那么多给孩子的好看的书，这样物质丰富的时代，怎么能看的书比20年前的我还少呢？也不管他有没有兴趣，我连忙张罗着给这孩子开书单。书不多，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我想这是这年纪的孩子该看的书：阿林格伦三部曲《大侦探小卡莱》、《小飞人》、《长袜子皮皮》；《丁丁历险记》、《短剑》……”

　　“孩子拿上这单子走了，我想我以后不会知道这张纸的命运了，但愿这孩子知道，并记得。”

　　这样的回忆充满了温情和责任感。这是一位笔名叫浮羽的老师的随笔。给孩子开书单，我相信不少老师都有类似的经历。而我们也往往像这位浮羽老师一样，对读书充满了热情，并希望能把这种热情传递给所有自己能有“缘”接触的孩子。然而，现实却并不如我们开书单时想象得温情，常常如浮羽老师在文章中的结尾所说：这“纸”——书单的命运已经不可推测了。

　　我们不乏开出的一张张书单，但这些书单中的书，孩子究竟读了多少？而这些书究竟又在孩子的成长中发挥了多少作用？

　　教师开列书单之“痒”

　　这些教师开列的热情“书单”遭遇的第一个问题是：孩子们究竟能不能喜欢并读进去？

　　张凌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师，由于自己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也在读书中寻找到了那份只属于读书人的第二精神世界的快乐，所以她对书真正是有着说不出的热爱。她的这种热爱反映到她的工作上就是给她的学生们开出了一张又一张的书单。

　　“这些书单我可不是很随意地开的，我为了这些书单，每次都会搜集大量的资料，有时在

　　但她对自己这种努力和善意结果的自信却在一次偶然碰到的事件中被粉碎得荡然无存。

　　那是一个新学期的第一次班会，身为班主任，她在对同学们的一番谆谆教导后，依照惯例，拿出了她最引以为豪的书单。那是她在假期即将结束的前半个月认真考虑和分析的结果。书单打印在一张洁白的A4纸上，班上的同学人手一份。班会后是打扫教室卫生的时间，她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想看看教室打扫得怎么样了。但进门后，不经意的一瞥却使她百感交集：几张她辛辛苦苦开列的书单已经不知被谁扔到了垃圾篓里！

　　她先是气愤，觉得学生们太不珍惜老师的劳动成果，也太不为他们自己负责任了。接着又充满了疑惑：他们难道对那长长的书单上所列的图书就那么不感兴趣吗？

　　那些热情的“书单”所遭遇的第二个问题是：它们是否真的在孩子们的成长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们经常在各种报章杂志中看到这样的对“不读书”的批评：“连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都没有完整地读过”、“外国文学名著几乎是一窍不通”、“没有读过几本哲学书”……这些语句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对某些人不学无术的批评。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的周围，我们竟然常常发现我们周围有很多工作出色、学问也不错的人竟然在这样的“被批评”之列。对于这些教师书单上的必读书，他们有的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只读过一半，有的压根儿就没看完整过一本外国文学名著，更多的人对于那些枯燥的哲学书籍充满了畏惧。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一个好作家、好记者、好教师……总之，他们的学问并没有因为一张张教师开出的书单上的必读书的缺少而比别人相形见拙。当然，他们除了这些“缺陷”，对于书的爱好和感情自是不亚于别人的。

　　这里的问题是：这些“另类成功者”在自己的成长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接触到那些书单上所列的基本“营养”，是另一批书，另一批也许在老师的书单上根本不会出现的书，让他们获得了关键的成长，在这种对照下，老师所列的书单对每一个个体成长来说，究竟有多少意义？每一个个体阅读的差异性又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