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新玲

　　“地方性大学把科研提到学校发展的首要地位，我看没有必要！但是现在的情况下，一所大学没有科研成果在各种评估中就过不了关，拿不到相关政策和经费，学校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面对不断加重的科研“砝码”，天津一所市属高校的副校长显得很无奈，“几乎每所普通高校都提出科研与教学并重，而实际情况是大家都在侧重于科研”。

　　高校教师压力大，而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科研。一所高校研究生院的副院长说，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来申请并没有相应增长的科研经费，这是为什么许多高校教师喊累的根本原因，而同时他们还要承担教学任务，学校、院系、学生对教学工作的层层打分让他们显得疲惫不堪。

　　相比之下，许多国外的高校教师相对显得更自信、更快乐一些，这也是许多有过亲身经历的老师的看法。

　　“学校里的每个员工，不管是教授、图书管理人员，还是门房，都那么热爱自己的岗位。”这个体会是

　　杨老师赴利兹大学是参加高教管理方面的培训，除了在课堂上学习之余，由于一直从事高校管理工作的职业习惯，他也从其他各方面了解了英国的高等教育特点。

　　去英国之前，杨老师做好了去考察一个充满保守和惰性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准备，但是实地近距离观察后，他反而觉得这些“落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英国的教育机构内，研究人员、教学人员、管理人员，甚至是支持系统(后勤人员)，除非有重大过错不适宜在高校工作，否则，他的工作和岗位是稳定甚至是终身的。这种用人制度的稳定性和心理的稳定，保证了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基本没有后顾之忧，都能全身心投入自己的角色之中。

　　杨老师说，反观我们近几年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有的学校一年一个聘期，或者两年一个聘期，有的甚至规定同一岗位不能连任三届，这些规定有其特定阶段的合理性，并且因为竞争带来一定的动力和成绩，但负面作用也同时显现。比方教师的心理压力增大，导致一些青壮年教师出现各种疾病，高校教师队伍平均死亡年龄下降；在学术风气方面，浮躁这个表象，带来了一些弄虚作假甚至抄袭的论文，还有一些教师为追求成果，基础研究不扎实只是追求短平快。除了教师，在学校其他管理后勤岗位的人员也因为评价体系的不尽合理，时有怨言。这些都值得让人思考改革的目的与实际效果是否出现背离。

　　对于国外大学在对教师的评价体系中的一些做法，刚刚获得两项2005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的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程鹏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学校对于教学的考核评价系统中，虽然规定教学项目等同于科研成果，教学成果等同于科研论文，可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在学校里甚至教学论文是不统计在内，而教学成果能量化的又不多。

　　“关键是领导要求上水平，而科研成果、论文恰恰是学校在各种评估中最能拿出手的东西。”一位老教授一语道破天机。

　　对于这一点，杨明光老师在英国也给予了特别关注。建于1904年的利兹大学在英国的排名比较靠前，也非常注重科研，这所学校每年总经费约3.35亿英镑，其中研究经费年度总额平均达7100万英镑。到了2003～2004年，总共获得1.07亿英镑的科研经费。

　　为了鼓励科研，利兹大学有许多具体的做法，比如在给老师的工作量分配中，教学任务40%，科研40%，行政20%，学校推行科研驱动模式，刺激科研积极性。学院根据个人的科研能力安排工作量的比例，教师分为两部分，一类是科研型的，一类就是纯教学型的。另外，为了鼓励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利兹大学会对科研者减免发表高质量论文和一定的工作量，并给予学术假期、参加国际会议及培训等机会。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老师都有自己的看法。一位曾从前苏联获得学位的知名社会学系教授说，前苏联的教授只要求讲课，而不对出书做要求。而我们正好相反，对老师的评价好像只有你出了多少了书才是成果，导致一些老师根本不好好教课。因为科研任务重，教师的压力还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