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颐

　　1905年9月，晚清重臣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会衔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面对如此众多位高权重大臣的意见，清廷同月即谕令从1906年就开始废除科举制度。时人曾说：“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作为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开始于隋朝。在此之前，官员、人才的选拔经历过养士、军功、血统、门第、举荐、九品中正等各种制度，但这些制度弊端重重。

　　科举制的发明，最大限度摒除了权力的干扰，保证了官员选拔的公正、公平。

　　科举制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保持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使“底层”可以通过苦读考试升至“上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不无夸张，却是这种流动性的形象反映。这种流动性，是社会公平、稳定的重要条件。

　　但科举制必然也有其弊端。其一是考试内容狭窄单一，并且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

　　考试内容不外四书五经，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些，确实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近代以前，就不断有对科举制的严厉批评。科举制的另一重要弊端是“官本位”，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所以与科考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自然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科举无疑是一重要因素。

　　当中国步入近代以后，不得不面对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这种社会转型的先导，这一口号的提出者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它实际意味着声、光、电、化等为中国传统读书人所不齿的自然科学知识将取代儒家经典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师夷长技”付诸实施的洋务派开始兴办“新学堂”，虽然阻力重重，但社会的需要使新式学校由缓到急地向前发展。同时，教会兴办的新式学堂的影响和规模也越来越大。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声疾呼：“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虽然维新派认为应该废科举，但因顾虑反对派的强大，只是提出将科举考试内容由“八股”改为贴近现实的“策论”。

　　进入20世纪，不仅新式学校越办越多，而且

　　科举虽已废除百年，但它所体现的考试、选拔人才的客观、公平、公正，仍值得借鉴、承继。在无法限制不正当权力的时候，只有严格考试才最为公平，为“底层”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虽然弊端明显，但别无选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本报记者　施芳

　　1905年9月2日，清廷一纸上谕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

　　100年前的人们也许无法料想这一事件对于中国教育的意义，今天我们在回望这一历史的时候方能掂量出它的分量。

　　科举制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存废皆为历史的选择

　　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党委书记赵铁信认为，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它对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种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平台。

　　放在时代的背景中考察，科举制有一些积极意义：一是为选拔人才提供了一种相对公正的方法和程序；二是提供了一条可供普通人向上流动的途径。

　　但科举制有其无法克服的弊端。

　　确实，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为主，即“八股取士”。它逐步成为一种僵化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吴敬梓才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讽刺科举制度的不朽名著。在古代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相信科举是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的不二法门，普天之下的读书人皓首穷经，将所有的精力、才华消耗殆尽，沿着既定的科举之路一步步往上爬。多少像“范进中举”之类的悲剧由此而来。

　　至于科举的公平性，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芹称之为“有限的公平”，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受教育权是被作为一项经济权利或者说财富的权利，而为大多数普通民众所享受不到，因此其公平性只能是相对的。因而科举带来的社会流动也是有限的。大多数中举者是从士大夫和商人家里出现。据统计，在宋真宗至神宗的87年间，重要官职中的1/4是由35个大家族所占据。

　　清朝末年，在封建社会制度行将灭亡之际，发生了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废科举，立新学”，启动了现代政治，也开启了现代教育，1905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

　　现代教育与科举制度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面向大众的、全面的教育

　　当然，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古为今用或者说是以史为鉴。那么，我们不妨在比较中来打量一下现代教育。

　　在培养目标上现代教育培养的是各级各类的专门人才，既有科技人才，又有政治人才，科举制度造就的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政治型“通才”。在教育内容上现代教育既有社会科学知识，又有自然科学知识；科举制度偏重于人文教育，伦理代替论理，囿于“四书五经”、子曰书云。

　　在教育对象上现代教育是一种面向全民的国民教育，旨在提高国民素质，使人人具有普通的知识技能，以促进社会的进步；科举制度是一种淘汰型的精英教育，旨在选拔官吏供国家任使，养成圣贤兼济天下，读书人一旦落第或不能登上仕途，只能靠卖字画、开私塾糊口。

　　一言以蔽之，现代教育与科举制度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面向大众的、全面的教育。诚然，从私塾到学校，从教书先生到人民教师，从平平仄仄到文史数理化，过去的100年间，中国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书，不再是一小部分人的专利，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高等教育也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时代。

　　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现代教育也不例外。百年之后的今天，教改之声仍不绝于耳。如何改变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如何将学生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中解脱出来？如何改变重智育轻德育的状况？如何发展职业教育？

　　在追溯科举的历史时，人们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现代教育。他们的思索，将给走过百年的中国现代教育注入怎样的新的元素？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