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昕捷

　　“乡土教材应该让年轻人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实现地域文化的纵向传承。”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乡土教材不能光想着继承传统，我们必须立足当今的乡村生活，考虑到孩子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在近日召开的“乡土教材的编写与使用”研讨会上，50多位来自民间的实践者争相表达自己对编写乡土教材的认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被认为是编写乡土教材最早的实践者之一。2003年，由他主持编选的《贵州读本》明确提出“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这一理念。

　　钱理群认为编写乡土教材要考虑到青年一代远离乡土的趋势。当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同时，对生养、培育自己的土地却知之甚少，对其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在认识上产生了疏离感。“因此乡土教材要承担起传承地域文化的重任，让年轻人找回精神上的家园。”自称是“理想主义者”的钱理群说。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提出编写教材应着眼于保留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和民族

　　不过，一些来自乡村的一线教师并不完全认同学者们的观点。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中心学校的祝明华老师指出，现在主持编写乡土教材的大多是“外来人”。编写者如果缺少对当地实际需求的准确评估，在教材内容的选择和定位上往往一厢情愿。再加上应试升学的因素，必将遭遇老师不愿意教、学生不愿意学的尴尬局面。

　　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的梁晓燕老师认为，乡土教材的编写应该确立为乡村需求服务的意识，不能完全是传统的民俗、地域文化，必须立足当今的乡村生活，只有考虑到学生将来的生存与发展，才能让学生对教材产生兴趣。

　　事实上，教材的编写者们也是带着镣铐在跳舞。由于受到经费的限制，他们通常是在一些民间组织的支持下，带着项目去编教材。从目前已经编写完成的七八份教材来看，有环保组织背景的侧重于湿地保护等环保教育；有国际扶贫组织背景的侧重于通过学生带动社区发展；有国际文化保护组织背景的则侧重于保护当地特有的民俗、民族文化……因此，不少实践者对自己的教材是否真正符合当地需求也拿不准。

　　不过这些立足于乡村教育的探索还是得到了专家们的赞赏。中央教科所课程教材研究中心主任戴汝潜把这些来自基层的教材称作“对正规教材的反思和挑战”。戴汝潜指出，当前的教育似乎走进了应试升学的死胡同。毕竟，目前我国还存在8000万名文盲，并且以每年50万的速度在增加，许多地方农村的辍学率在反弹。“这是因为我们教给孩子的知识，孩子觉得学了没用；而他们真正想学的、觉得有用的，我们没教给他。”戴汝潜认为乡土教材结合了实际、实践，因而实用，对乡村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杨东平也认为，基础教育应该立足本土，来源生活，如果只是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和统一，将成为缺乏生活联系的无根教育，“民间参与乡土教材的编写不只是技术层面上的讨论，关键在于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教育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