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学讲师，因为多年来没有论文发表而“下岗”两年，前不久校方又通知他在三个校区开课，但让他继续领着“下岗”的工资。这件蹊跷事，近日在浙江大学校园内成为热议的话题。

　　在浙江大学的本科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读完四年本科，“可以不知道潘云鹤(浙大校长)，但一定知道朱淼华”。在浙大的BBS上，整整一个版都在讨论这位老师，在采访中，

更是有一位学生用“崇拜”这个词来表达对朱淼华的尊敬。

　　什么样的老师赢得了学生如此的厚爱？48岁的浙大哲学系教师朱淼华并非学界泰斗，甚至连副教授都评不上，他只是一个为本科生教授《自然哲学史》、《西方艺术史》两门公共选修课的讲师。而且，在讲师这个位置上，他整整呆了20多年。由于四五年来没有一篇论文提交，早在两年前，朱淼华就未能被聘上教学科研岗位。因为讲课的“人气”和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到今年9月份，他还是拿着每月1000多块的“下岗”工资，同时在三个校区开设《西方艺术史》。

　　一位本科生这样向记者描述了朱淼华老师的《西方艺术史》课程：“他每次上课，200多人的教室总是坐满了人，有同学自带凳子去教室，还有同学站在过道听完他的课。”这位学生说，他也听过一些教授的课，更多的是“照本宣科”，而朱淼华老师真正是在“传道”。

　　在学生的眼中，他们的朱淼华有两个特点，一是“纯”，二是非常有激情。对于“纯”，学生小殷这样解释：“他全心全意做他自己的学问，感兴趣的不计代价去追求，但是对不感兴趣的功利性的东西很无所谓。他是真正地爱学生。”

　　有关外界对朱淼华“没有科研能力”的质疑，学生们很为老师抱委屈：“朱老师绝对不是没有能力写论文，他只是没有时间。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大量的阅读、观摩和思考上，而且，他对当下的论文水平抱怀疑态度。”有学生告诉记者，朱淼华老师上课时的课件如果能够出版的话，就是一本很好的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庞大、这么明晰的课件，别的老师根本没法比”。

　　一直以来，朱淼华都过着相当清苦的生活。有学生告诉记者，朱淼华的房子只有一个学生宿舍那么大，房间里放着高低床，朱淼华就在上铺睡，在下铺工作，四周全部是书，从地面直堆到墙顶。即便是这样，朱淼华也很满足了，他在物质上惟一的愿望就是，“有一个独立的

　　朱淼华惟一的担心是，说不定哪天学校不让他上讲台了。学生们说，朱老师常常戏称自己是“临时工”，不稳定。他曾经想让学校给他一个正式的岗位，不要职称，只要岗位，但就这样一个心愿，学校也不能满足他。“学校哪天不让我干了，我也只好走了。”朱淼华这样和学生们说过。他的学生告诉记者，“下岗”两年以来，虽然朱老师总是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副乐观的样子，但还是能看得出朱老师的黯然。有学生还告诉记者，他们一批学生曾自发组织找过学校，希望校方能给朱老师一个岗位。但是，学校的规定不会为一个人改变。

　　有爱戴朱淼华的学生希望他能拿出一些时间写论文、搞科研，“浙大是研究型大学，老师总得需要论文的。”但朱淼华为此发了火，他认为基本的教学都没有搞好，谈不上研究型大学。也有学生说朱淼华太傻，太清高——“我喜欢朱老师这个人和他的课，但我只会欣赏他，不会效仿他。”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朱淼华上课很认真，现在真正能够认真教学的老师少了很多。部分教授花在科研方面的时间大大增加，只是应付教学。”盛晓明承认。他遭遇的难题或者正是国内高校普遍的困惑：职业化教师应该如何定位。“显然，仅仅教学，仅仅研究，都是问题；对论文的数量，没有要求也有问题，仅仅如此要求也有问题，但不做要求肯定也是有问题的。”某种意义上，在全国高校争建“研究型”大学的热潮中，朱淼华是一个牺牲品。

　　现在朱淼华身份的界定很混乱，但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其实给一个岗位是很简单的，但这样是帮他还是害他呢？其实他也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教学型的学校。”在盛晓明看来，学位和论文的要求是学术职业化过程中很难避免的东西，因为这样做的确效率很高。

　　“教学还是科研，这是主观意愿的问题。或者有老师说，我不屑于写论文，但问题是，比如说一个广告公司的文员，他就是不做文案，这合适吗？”盛晓明强调，在学术职业化的过程中，体制化的弊端肯定存在，而且职业肯定会有功利的要求。其实教学和科研的矛盾，在国际上也是通病，还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

　　浙江大学校方有关负责人解释说，高校兼有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所以学校的评价体系注重教学和科研两方面。在晋职聘岗中，二者都不可少。光有科研没有教学也不行。浙大明确规定：注重对教学工作量和教学效果的要求，教学质量考核不合格者将被停聘或降级聘任。

　　但就记者采访浙江大学学生的过程中，学生们纷纷表示，没有见过因教学质量不合格而被解聘的老师。学生小殷解释说，每个学期末学校都会发一个表格，要求学生填写对老师教学的评价，连续几年排在最后的就会被解聘。但这种情况在实际操作时不太容易发生，如果老师第一年排在最后的话，在来年肯定会调整自己的教学状态。也有学生不客气地说，其实对老师的评价中，教学所占的比例很小，首先是教学不好量化，其次是他们自己感觉，学生的打分在老师的综合评价体系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很多老师还是把他们的精力绝大部分花在科研上。”

　　教学，还是科研，学术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人文社科方面的论文，现在很多杂志上的东西有没有都无所谓，一位老师不发表论文水平就不高，恐怕不太合适。”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学者徐友渔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求论文是合理的，因为教学与理论是相互促进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他认为，学校对这位老师未免失之苛刻，一位高校老师上课如此受欢迎，且持续这么多年，也需要一定的水平。

　　“假定现在的浙江大学是3万学生，如果浙大定位为纯粹的研究型大学，那教学摆在哪？”徐友渔认为，高校还是应该以教学为主，或者教学和科研应该达成平衡，但绝对不能科研压倒教学，否则花纳税人的钱办高校，面对数万名大学生，又如何说得过去。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学者杨东平认为，应当理性看待朱淼华事件。“现在有一些公共课、基础课的大学老师，他们的教学工作量非常大，过去也不提倡他们搞科研，但现在的政策有所转变。”高校应该有两类，一类是研究型大学，对科研有要求，另一类为本科院校，就是以教学为主，以培养本科生为主，并不一定将论文作为考核标准。“如果功能比较明确，定位就明确了。”他认为，现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在争取硕士点、博士点，争科研经费，这样的学校行为是不太合适的，在国外，只有10%的高校才能授博士学位，大部分学校还是以教学为主。但杨东平同时强调，“如果一个老师离开科研，教学就不会搞得太好”，这种观点有它的合理性，更好的制度也应有宽容性。即便在浙大，部分优秀教师授予高级职称也是应该的。“特殊人才特殊对待，制度不应机械和教条。”杨东平说，“现在高校普遍‘重科研，轻教学’，还是因为就评价标准而言，前者‘硬’，后者‘软’，前者较后者更好操作。”(记者：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