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玲　刘 静　孙战龙

　　2005年12月12日这一天，北京已是隆冬季节，北大校医院的一间普通病室里却洋溢着欢乐，得知许久不见的老师会在校内做一个血常规检查，同学们都自发来到校医院看望这位老师。病室的窗玻璃因为屋内的热情起雾了，同学们围坐在这位老师的身边，他身穿的红毛衣,与他脸上慈祥的笑一样以生命的热情感染着身边的人；他头戴深灰暖帽，遮住了刚做过

开颅手术的头，因为化疗他已经没有头发了；他始终以和蔼的眼神注视着身旁的这些学生们，问他们：“开题报告做得怎样了？”他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孟二冬，去年在新疆支教时患食道肿瘤病倒在讲坛。治疗期间，他仍然坚持指导学生，得知孟老师病重的消息，很多同学在网上发帖祝福孟老师早日康复。

　　“他的心始终牵挂着新疆！”

　　2004年4月26日，当孟二冬倒在新疆石河子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时，在座的石河子中文系2002级130多名学生并不知道，孟老师会从此离开石河子的课堂，因为在他们眼里孟老师始终保持着平静和蔼慈祥的笑容，他们真心喜欢孟老师为他们讲授的唐代文学课程。

　　他们不知道，从一个多月前，孟老师的嗓子就开始沙哑。他们不知道，由于晚上常常咳嗽，他整晚睡不好，他表面上平静，实际强忍着巨大病痛。他们更不会知道，一个

　　2004年5月2日，孟二冬被送回北京。当得知孟老师患了重病，石河子大学的许多师生都被他的毅力和精神感动得失声痛哭。他教过的138名学生精心准备了一个精致的留言簿，每个学生都写上了自己的祝福，寄给了病榻上的孟二冬。国庆节期间，新疆石河子大学的师生自发捐款，他们在慰问信中写道：“您对事业的执着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我们获益终生的财富。”

　　生病期间，为尽快恢复体力，孟二冬还坚持锻炼，每隔一周由爱人陪同前往爬山，他常说：“等病好了，我再去新疆！”他时刻惦记着在新疆的那些学生，即便在

　　2005年12月，孟二冬的病情越发严重，癌细胞扩散到他的脑部后，生命更加受到威胁。孟二冬委托自己的博士生刘占召去新疆继续唐代文学的讲座，与学生座谈博士论文：“他们最缺的就是学术交流啊！”随刘占召到新疆的，还有孟老师自费为学生们制作的200张古籍资料光盘。

　　“他为人清正刚毅，治学勤勉踏实，我为之骄傲。”

　　“清正刚毅，勤勉踏实”，是孟二冬教授的导师、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对他的评价。1981年袁行霈先生第一次见到孟二冬，20多年中他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而这种密切关系来自于两人在为人之道和治学态度上的相似。

　　“清正是说他在为人上很有正义感，是非分明。他从不随波逐流，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都能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那就是凡事以工作为重，教学、科研、指导学生都是他的工作，所以他总是把这些放在他心中最重要的位置。”袁先生说。“二冬是个坚强的人，是个硬汉子”。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历经三次大手术，可心态依然坦然豁达，精神仍然乐观饱满。第二次手术后，他刚恢复一点体力，就前往参加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发表评论时，他用喑哑的声音一讲就是40分钟。开颅手术的前几天，他坚持到系里参加学生迎新会，和新来的学生们见了面。这也就是袁先生说的“刚毅”。

　　不论清正刚毅还是勤勉踏实，这两者体现在孟二冬的身上其实都是同一的。所以他对待学生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事无巨细地关心学生的学业进展和成长状况，尽自己所能为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所以他对待学问会自得其乐，甘之如饴，把学问当作一种人生境界去追求。“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孟二冬教授不仅做到了这点，而且是心怀愉悦地做到了。孟老师的同事刘永强教授说，“孟老师平时虽较沉默寡言，但他内心世界十分丰富，他的精神境界十分高远，就像白居易一句诗中所描写的那样：世缘俗念消除尽，别是人间清净翁。”

　　对于妻子耿琴来说，孟二冬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笔直的背影。“这么多年来，每天晚上，他都是十二点多睡觉，早上四点多就又起来了。所以，每天我睡觉前看到的是他在书桌前坐得笔直的背影，早上一睁开眼，看到的又是那个笔直的背影。”

　　正是这种对学术执著追求，对治学的极端勤勉，使孟二冬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他的硕士论文———《论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及其与中唐文化趋向的关系》在答辩时得到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后孟二冬的名字从此被许多同行所熟悉。

　　孟二冬的博士论文《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被许多专家认为奠定了他学术地位的代表作。这篇论文充分地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两个新动向，即将文学与其他邻近学科互相打通进行综合研究和注意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并且将文学发展的阶段性作为研究对象。袁先生在评价这篇论文时说：“任何一篇论文所提出的论点,都不一定能得到学术界所有人的赞同,但是二冬在以上两方面的开拓,是无论谁也不能忽视的。” 后来孟二冬经过七年多潜心研究写出的《登科记考补正》也印证了当年老师们对他的判断。

　　在那7年里,只要没有课,孟二冬教授便早上八点准时拎个水杯到图书馆古籍资料室查阅资料,每天与馆员一起上下班，最终完成了上、中、下三册100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给一千多年前的人建立档案，这种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它需要踏实的研究精神”，刘永强教授说，“这篇博士论文既反映出孟二冬在学术研究上有宏观把握概括的能力，也反映出他有扎扎实实沉下去做具体考证的能力。而这已使他具备了成为学术大家的能力。”

　　《登科记考补正》最终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体现了孟二冬在学术上求实和创新两个方面的特点，“创新必须求实，”温儒敏教授说，“没有孟二冬近十年中凭着求实的精神，对一部部古籍的查阅，一个个条目的考证，就不可能最后写出这部在文学界和史学界都具有重要价值的巨著。”

　　在袁先生为孟二冬教授博士论文成书出版所写的序中是这样结尾的，“我自己有太多想做而一时还做不完的事，能够寄希望于他，感到很大的欣慰。”一向不着重语的袁先生在这里表达的一份寄望、一份欣慰，他对这位弟子的钟爱和赞赏让人感受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