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不少研究生流行叫导师“老板”。华中科大教授廖建桥却对此较了真，他对他的研究生宣布：谁要叫我老板，我将取消他或她作为我的研究生的资格。廖建桥教授说“我崇尚教师职业，我觉得当老师比当老板好多了；现在的学生都很穷，如果学生叫我老板，会使我感到他们的穷是因为我造成的，这让我有负罪感。”

　　从“老师”到“老板”，学生对导师称呼的变化，彰显出的实质是师生关系形态的

转变——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以前，导师的社会活动少，研究生数量少，师生能够频繁的接触，从而建立起感情深厚，和谐融洽的关系。很多时候，师生之间能亲够如一家，这种关系形态酷似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熟人社会”。如今，导师的社会活动繁多，研究生数量剧增，亲如一家的师生关系一去不复返了，师生关系渐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

　　与关系形态转变相伴而生的是人们交往规则的转变。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伦理道德是人们行事的主要依据。具体到师生之间，导师对待学生，依据的是传统的师道尊严，“传承知识，启蒙大众”，同时，学生对待导师，参照的也是传统的弟子规训，“师训必尊，师说勿越”。凭借这种伦理道德的有效约束，师生关系得以谐有序。

　　而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制度规章取代伦理道德成为了人们的行事依据。随着师生比例，导师生活环境的变化，师生关系形态不可避免的会朝“陌生人社会”演进，所以，想靠传统意义上的师德伦理来改进师生关系，不免有些不切实际。就目前的社会大气候而言，制度规章应该说是协调现代师生关系最有效的尺度。

　　如今，师生关系之所以恶化，就在于，一方面传统的师德伦理失去了有效的约束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的制度约束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导致师生之间道德与制度的双重失范。具体的表现就是，个别老师不专心搞科研，而热衷于社会活动，不倾力搞教学，却醉心于谋利挣钱，不把学生当学生看，而当雇工看。循此，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协调师生关系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

　　制度是以民主、平等、协商为基的，要想用制度规章协调现代师生关系，首先要做的就是赋予师生对等的权利，进而为协商、对话做铺垫。从现实情况看，师生之间的权利是不平衡的，导师由于掌握了充足的教学资源，决定了学生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惟导师马首是瞻，以至于有些时候，学生利益遭到剥夺还得忍气吞声，显然，这不利于师生关系的改善。

　　而当师生权利对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一旦遇到梗阻，师生可以站在一个民主的平台上，进行充分的对话，沟通，当这种对话精神流传于校园时，偏见得以融化，不快得以消弭，我们就可以期待，一种新的师生和谐从此诞生与发展。(作者：雷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