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欧洲谜语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的“斯芬克斯之谜”，后来是俄狄浦斯解开。遗憾的是，面对中国高等教育收费乱像之谜，我们一直没找到能一语道破的“俄狄浦斯”。12月29日《新京报》消息：年高达数百亿元的大学收费，竟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是根据什么标准收的。新华社记者最近采访了大量教育界人士，试图探究大学收费的标准，却发现这是一团乱麻。

　　高等教育是彰显社会公平、提升国民素质的最后一道“龙门”，这大门日益垫高的的代价就是普通百姓去“跳”时要垫的钞票越来越厚。经济学家罗伯特·弗洛斯特说：砌一堵墙之前，我该问问清楚，圈在墙里边的和留在墙外边的都是些什么……大学高收费的这道墙，从来就是值得我们警醒和深思的。“教育改革成功论”的华音犹言在耳，大学收费竟事实地成了无人能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究其实质就是行政决策的公共性向度成了谜、教育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目标的向度成了谜，大学收费成了“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自言自语，其话语权膨胀的结果，是高等教育中某些收费项目一栏里的数字芝麻开花，而背后的成本核算和决策科学却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十几年的时间，大学教育收费已从最初的“小心翼翼”演进为如今的“大步流星”，我们不能淡忘这样的事实：就在这10年间，教育部等部门一次又一次地发文，要求“稳定高校收费标准”，义正词严。我们同样也不能淡忘这样的事实：在我们国家现阶段，教育几乎成为农村青年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唯一可行途径，换个方式说，决定他们命运的因素是后致性而非先赋性的。我们的大学似乎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组织，二八律同样在这里有效：20%的人享受的是80%的高等教育机会。一方面是将几亿、几十亿的资金注入本来已经是国内一流的院校，另一方面是动员农民和社会来完成小学危房改造等等。高等学校的资源被优化了，同时一些公办高校的门坎也被抬高了。公立“大学收费”的斯芬克斯之谜起码愧对了两个群体：一是交不起学费的农民；二是为社会教育资源添砖加瓦过的每个普通纳税人。

　　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说，大学学费有两种核收方法，一种是按实际成本；一种是按日常的运行成本。考虑到国情与复杂性，选取了后一种。那么，在垄断体制下确立的“实际培养成本”分担制价格真的很“合理”吗？譬如由于高等教育领域实际并未开放，效率低下，冗员充斥，因而不合理地增大了学生的“实际培养成本”。收费的时候谈教育市场化，追问成本的时候又是垄断体制下的蛋来埋单。所谓合理的价格，就是从来不见举行听证会接受民意监督与质询的霸王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