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4日，广州市肿瘤医院的申维玺博士再次来到北京。10年来，从广州到北京，他不知道在这条路上奔波了多少个来回。他把“整个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都用在跑科研经费上了，但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做原创性研究换来不尽的烦恼

　　1996年，37岁的申维玺考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是著名临床肿瘤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教授。

　　与导师第一次见面，孙燕教授给他布置的研究课题就是，中医证和阴虚证本质的研究。“近年来，我一直觉得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已经到了可以初步揭示中医药理论科学内涵的时机。我看过你的简历，有中医基础，多年来在临床上一直进行中西医结合研究，西医知识比较系统，如果再系统地学习分子生物学知识，可以从新的角度研究这个课题，也许会取得新发现，不要局限于传统思维。”

　　回宿舍的路上，有师弟取笑申维玺说，“中医理论非常玄乎，目前国内外西医都在从事基因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毕业后可以出国深造。你搞的这个课题西医不理解、中医又讲不清，能不能毕业都是问题”。

　　随后几天，申维玺查阅了大量文献，得知：该课题我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研究，但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近年来国内医学界已很少有人研究。其间，中医研究院教授朴丙奎对前去拜访的申维玺说，“这项研究太复杂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动用了大量人力财力，研究了几十年，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以你一个人的力量，博士期间从事这样的研究难度太大”。不久，申维玺的研究开始有了初步进展，发现阴虚证与细胞因子有密切关系，可能是阴虚证的本质。但让申维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课题给他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烦恼。

　　评审专家不认可，国家无法资助

　　10年来，申维玺在孙燕院士指导下撰写和发表了30多篇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关注。了解他的同事说，每天除了上班为病人看病外，申维玺就是写论文、思考问题、查阅文献。为了申请科研项目，申维玺奔波于北京、广州和郑州之间，反映情况。

　　1998年3月13日，《健康报》发表题为“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证，申维玺阐释中医虚证本质”的消息，立即引起各方面重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领导亲自批示。不久，申维玺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的电话，要他当面汇报情况。“汇报完后，领导让我先走，专家留了下来。后面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申维玺回到学校，直到1999年博士毕业，始终没有一个部门来处理此事。后来，申维玺到广州市肿瘤医院工作。

　　1999年7月28日，《健康报》再次报道了他最新的研究进展，但这一次，申维玺没有接到一个电话。

　　2000年，申维玺就该课题的研究发表了10多篇论文，申报有关科研项目，但最终没有中标，原因是评审专家不认可，国家无法资助。

　　专家不认可，申维玺试图找到各种理由说服专家。在他的积极推动下，2001年3月，广州市卫生局组织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山医科大学、第一军医大学和广州医学院的专家进行讨论，该课题得到专家一致肯定，建议应尽快争取国家资助。

　　2001年11月，申维玺致函科技部领导，希望引起重视。申维玺事后知道：科技部领导将信批示到该部相关部门，有关部门又转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2年2月，科技部社会发展司致函申维玺称，研究“具有一定意义，建议在完善研究的基础上，按有关要求积极申报国家有关计划，争取获得国家支持”。此间，申维玺接到相关部门电话，称“由于专家不认可，国家无法组织研究”。

　　科技部门口堵领导

　　2003年，申维玺再次致函科技部领导。科技部基础司告知申维玺，不要错过2004年的申报。可是，精心准备的2004年申报仍没有结果。这时，有朋友出主意：直接找领导。

　　去科技部找领导的前一天，申维玺几乎没有合眼，看看窗外，天也快亮了，索性不睡了，穿好衣服，对着镜子，他觉得要穿得庄重一些。申维玺早早洗脸出门，没有吃早饭，随身的公文包装满了简信、发表的论文、新闻报道材料和近年来各部门的答复信件，满满一大包。

　　办完进门手续，申维玺在科技部大厅内静静等待，大约20分钟后，科技部领导的车进了科技部大门。看到领导从车里走出来，申维玺迎上去递上名片，说“我是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反映的事已经几年了，您批示了几次都不能得到解决”。

　　这位领导了解情况后说，你做了这么多工作，发表了这么多论文，申诉了这么多年，我应该管管这事。“我没有批项目的权力，否则会受到别人投诉，国家资助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专家论证，二是有关专家推荐”。

　　当着申维玺的面，他还和孙燕通了电话，并说“中医研究牵涉面广，国家投入了很大经费，需要进行专家论证”。

　　走出科技部大门，申维玺激动得几乎不能自持，泪流满面，10年来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回到住所再也止不住失声痛哭。

　　仅两个小时的专家论证破灭了近10年希望

　　两个月后，申维玺再次到北京参加论证会。2004年9月，几名志同道合的北京同行和申维玺一起早早来到会场，可当申维玺看到论证会邀请的专家，心里陡然失落。根据他对专家的了解，邀请6名专家中有3名院士，两名中医专家，但大多没有涉足申维玺研究的领域，“我有些担心他们能否在短时间内能听明白”。

　　论证会一切按照程序进行。先是听取申维玺对于项目研究进展的陈述，接着是双方的问答和交流，最后是专家评议。

　　论证会的具体情形，申维玺已经不能形容，但论证会后，在他给科技部写的一份申请再次进行论证的信件里，他这样进行描述：“由于研究牵涉知识面很广，论证会时间太短，随机抽取产生的评审专家没有给我充分回答问题的时间和机会，……一些中医专家受中医思维方式的局限，难以短期内理解和接受这一研究，西医专家则由于不熟悉这一领域，也不能完全理解……”“一场准备了近10年的论证会在两个小时内完结了希望”，申维玺事后非常沮丧地说。

　　获得35万资助，实验结果初步验证观点

　　2004年年底，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专家评审未能通过的情况下，经过慎重考虑，专门拿出35万元，支持申维玺进行研究探索。

　　“在关键时刻，这种支持给我了莫大的鼓励。”2005年申维玺用这笔经费使用基因芯片技术进行了研究，实验研究结果初步验证了他的观点，“可这仅仅是启动资金，还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中医理论现代化研究全局的研究项目，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协调各方面力量，尽快组织起来做这个项目”。

　　2005年初，申维玺申报“973”计划，依然没有通过评审。根据科技部有关文件，5月他向科技部基础司申请复议，也给中国科协周光召主席写信反映，周主席随后作出批示。

　　2005年7月25日，申维玺和导师孙燕院士邀请一批专家举行小型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人一起，给国家科技部门写推荐信，但没有引起重视。“最终的复议程序和过程，我们不得而知，只是答复我仍无法资助这项研究”，申维玺无奈地说。 (本报记者 李健)

　　本报北京1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