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丽

　　今年，中国政法大学将按人口比例下达分省招生指标。具体办法是，用学校计划招生的2000个指标除以13亿，再乘以省份的人口数，基本上就是下达到各省的招生指标数。按照这一办法，该校在山东、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的招生人数都将历史性地突破百人。

　　该校的招生改革究竟能否真正促进教育公平？在部分法学专家当中引起争议。

　　焦点一：是破冰之举，还是将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大滑坡

　　他认为，中国的教育资源还没富到可人人随意享用的程度，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如果全国的高校都按地区人口来分配招生指标，不顾各省教育水平的差异，最终将造成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整体大滑坡。

　　他举例说，河南有七八十万名考生，但只有100多所大学在那儿招生；北京有540多所高校，考生只有十一二万名，但很多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宁愿降分也要录取北京考生，看中的就是学生的素质。所以说，各地基础教育资源的差距才是招生指标背后的根本问题。

　　他表示，提倡教育公平没错，但保护弱者是用造血法还是输血法？我们是不是要好的更好、差的好起来？形式上的公平不能提高这些人口大省的基础教育水平，谈不上教育公平，还有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

　　他说，教育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改变身份、提高社会地位和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手段，公平的教育条件对就学者本人、家庭的影响可想而知。毫无疑问，高等教育是要选拔人才，而人口基数大的地方，选拔到人才的可能性也相对大些。中国政法大学向这些地方多给名额也无可厚非。

　　焦点二：教育不公是因为高校分布不均，还是招生指标分配不公平？

　　孙东东说，现行的招生指标分配方式是对历年生源质量、当地基础教育水平、招生对象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当地生源人数等综合考虑的结果。相对来说，按地区分配招生指标更能照顾到基础教育薄弱地区的考生，是较为公平的分配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全国高校集中在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望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单靠名额分配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许章润却认为，过去，大学依赖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各种支持，按地区分配招生指标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有的大学打出“推广普通话”的横幅，因为大部分学生都可以用方言交流。现在，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是一个整体，大学应该是多元化的，学生的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等都要多元。

　　他说，高校相对集中导致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一时无法改变，但作为部属高校，应该采取措施尽量解决。中国政法大学的改革经过了慎重考虑，是一次积极的探索，尽管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方式，成效如何也要等一两年之后才好下结论，但如果面对问题无所作为是更大的错误。

　　焦点三：高校制定招生来源计划是否要公开听证？

　　孙东东认为，北大、清华拥有招生自主权，但自主招生的名额一般不超过当年学校招生计划的5%。高校招生自主权当然需要监督，但要考虑招生成本。十几年前，北大招一个学生就得1000多元，按这个标准，今年招2000多个学生就得200多万元的经费。“很多学校的老师跟我讲，他们没有这个实力，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然而，通过举行全国公开听证来监督高校招生自主权却不具可行性。找什么人，根据什么监督都没有规定，还会增加招生成本，国家根本负担不了。高考制度要改，但是要经过理性思考，进行实质性的、内容上的改革，而不是在形式上寻求正义。

　　许章润认为，高校招生自主权并不等同于降分录取或者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但高校有权根据学校发展需要，依照法律相关规定，自主决定本校招考形式、学生数量、开设专业、培养方式等等，是一个涉及高校自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并没有义务就招生指标举行听证，作为教育机构，它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要听证。

　　但他认为，作为公共权力部门的教育部，要出台一项涉及不同利益群体的政策(如大规模改变招生计划)，就要在阳光下进行，听取各方意见，因为透明的程序是科学决策的前提。

　　“至于公开听证的成本，我认为现代社会运作就是高成本的。如果顾及成本，那么，一旦出错，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更高，造成的恶果更大。”